抗战初期,在华日本反战人士青山和夫与左翼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先后受到国共两党相关军情人士的保护,辗转香港、广州、武汉、桂林、重庆等地,积极投身制作反战传单、教育日本战俘、对日广播等重要工作,参与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特别是1940年7月20日,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与青山和夫等在重庆正式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总部,影响较大,成为中国抗战历史中一个重要事件。以往抗战史研究者对此多有关注,我这里重点介绍鹿地亘夫妇、青山和夫与王芃生签订的一份“极密”协议,同时展示鹿地亘之前的一项具体工作。 特别是鹿地亘在当时中日两国,声名较大,因为他曾有如下身份:1.日本左翼文学青年;2.1936年10月17日下午,鲁迅病逝前在谷非(胡风)陪同下,外出拜访的最后一位友人;3.1936年10月22日鲁迅葬礼上的16位抬棺人之一,也是唯一一位外国人;4.参编、参译1937年日本七卷本《大鲁迅全集》;5.帮助中国抗日的在华日本作家。 抗战开始后,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与青山和夫这种特殊身份,一方面是军事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参与郭沫若第三厅七处的对敌宣传工作,但同时受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的领导。曾留学日本的王芃生所长是老牌情报官、外交官,与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同为中将军衔。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戴笠的军衔只是少将。这个研究所主要负责收集日、美、苏、英军事情报,是战时最有名的军事情报机构。王芃生本人就是1937年7月具体策划实施郭沫若秘密回国的重要人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有1938年6月18日,王芃生与鹿地亘夫妇、青山和夫在武汉签定的协议,即《关于对日煽动宣传之意见书》(图1)。 这份“极密”协议,由王芃生呈送到蒋中正侍从室,并于6月29日以“中正艳侍”名义,直接快邮代电给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周佛海、国际宣传处副部长董显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要求“切实研究施行”(图2)。
图1 《对日煽动宣传之意见书》即协议第一页
图2 蒋中正电文原件稿本 “协议”内容: 甲:此前中国人制造的传单使用中,无法获得具体效果,要改正宣传中的缺点:文字生硬或深奥难解,导致日本士兵不完全理解。以后这里的传单要由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与青山和夫翻译修正,并得到中方的同意;宣传文章要适应各个战区;宣传的目标要明确。 乙:方策与工具。煽动宣传对象应包含下级将校与士兵,逐步策反小部队来降或逃亡,以扩大影响;攻击近卫、板垣、闲院之个人大罪恶,暴露于大众,使大众不信赖法西斯之首脑,并产生不平、不满;如不打倒暴力派军人就不能回家;对于士兵有给以正义安全感之必要,中日民众一起反战;对投降者切实保护,有安全保障。 丙:机关设置。现在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与青山和夫三人,可组织一个对敌宣传联合委员会。此为随后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缘起。 丁:目前之事业计划。制作“宣传工作基础知识”之小册子(以日文对日士兵用),分配给宣传工作人员;制作“俘虏读物”之小册子。 据鹿地亘《日本士兵的反战运动》一书所示,自郭沫若回国后,他与池田幸子在香港、广州、武汉、重庆的反战活动,一直得到夏衍、郭沫若、冯乃超的具体指导、帮助。他署名刊发在武汉的反战文章,引起郭沫若的重视,并赢得郭沫若亲自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推荐,他们得以进入军事委员会从事对日反战宣传工作。 日本人严谨、认真,做事注重细节,这在与王芃生签订“协议”时,被充分体现出来。鹿地亘等强调,对日军宣传,要改良方法、形式、内容、散布手续,要从俘虏及死体衣袋里夹有的中国传单中,看“有效”“无关”或“结果相反”。当时中国的抗战宣传,多是口号、标语,对日军散发的传单,诸如“法西斯军人”一词,日本士兵根本不知何意,鹿地亘等主张改用“暴力派军人”;中国汉语“优待”,在日文意义为口惠而实不至之恶劣待遇;“同情”二字在日文有“怜悯”之意。因此,中方做的宣传稿,应交鹿地亘等翻译修正;鹿地亘等一方的起稿应交中方审查修改。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宣传效力。尤其要强调士兵是被“暴力派军人”欺骗出来参战的,反抗、离开“暴力派军人”是为了回家,否则供战争牺牲就“回不去”。给士兵以正义安全感,尤其是对“动摇者”,更有必要使其知道“不会是你一个人”,“中日民众全体都在帮助你们反战”。 1939年12月23日下午,鹿地亘领导的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在桂林成立。1940年5月12日下午,郭沫若主持重庆各界欢迎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巡回工作团,并致辞。郭沫若指出:“他们参加我们的抗战阵营就好像给我们添了五十万大兵,他们给了敌人最大的打击,给了我们后方民众最大的鼓励,因此我们要欢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