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手稿出版迄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鲁迅逝世后到现在，其手稿的整理出版几乎没有间断。大规模的出版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1978年到1986年，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鲁迅手稿全集》，珂罗版影印线装60卷，并出版了平装本，随后，20世纪9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上海书画出版社分别出版了《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和《鲁迅辑校金石手稿》。2021年9月28日，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文物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在国家图书馆首发，全套78册、共计3.2万余页，采用高清影印技术，是迄今为止最全的鲁迅手稿结集，也是国内最大规模的手稿全集。 《鲁迅手稿全集》分为七编：文稿编、译稿编、书信编、日记编、辑校古籍编、辑校金石编和杂编。新版全集的特点一是“全”，即收录内容更全面。除鲁迅创作、辑录、翻译的作品手稿外，还将其课堂笔记、古籍抄本、手写账册、单据，以及有修改手迹的校样稿等多种类型手迹资料纳入收录范围。二是“精”，即编纂方式更科学。编者对海内外现存鲁迅手稿与墨迹进行了全面征集、整理、影印，并就各编分类、定名等核心问题做了认真的研究论证，对所收录的每一件手稿的名称、时间、数量、尺寸、收藏者等信息进行了严格核查和考证。三是“真”，力争每件手稿都采用原件扫描、原色影印、原大排印。 与20世纪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相比，这一版手稿全集的文稿、日记、书信编增加体量不大，文稿编增加了“诗稿”部分；书信编除增加部分书信外，还增加了近600件信封及其他附件。译稿编是文物出版社的《鲁迅手稿全集》曾计划出版而未能施行的，几十年来，鲁迅译稿的收藏单位有零星整理出版，如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迅译〈死魂灵〉手稿》，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鲁迅译〈毁灭〉手稿》等，但此次第一次以全编的名义出版，其中包括从未面世过的《文学者的一生》等11种译稿。此外，金石编也有较大幅度增加。 新版《鲁迅手稿全集》的新增部分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最后一编“杂编”。所谓“全集”的“全”，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杂编”的“杂”，因为杂收的目的是要将鲁迅的手稿手迹囊括殆尽。编者的确为此下了很大功夫，仅这一编就达16卷之多，其中有课堂笔记、校稿、便条、收据、设计图纸等，甚至别人以鲁迅的名义代笔的文件也收罗其中，留作参考。 全集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值得深入研究、全面总结。本文结合自己参与全集编辑过程中的一些感知，就几个小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所谓“一个字”，是从杂编的“杂”字谈及鲁迅的杂感和杂文问题；“一篇文”，是从一篇文稿讨论作家的佚文问题；“一卷诗”，是从全集中的一卷诗稿旁及鲁迅的文体问题。 一、一个字：“杂” 新编《鲁迅手稿全集》编纂原则中有一条是“应收尽收”，在“全”字上做文章，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就有了第七编“杂编”。关于这一编的命名，专家委员会意见颇不统一，先后拟出综合编、附编、杂稿编、杂编等几种名目。有人说，既然书名叫手稿全集，收入其中，就等于承认是手稿，但因为品种繁多，不好分类，所以叫“杂稿编”或杂编；但也有一种意见认为，零散的手迹不能算是手稿，只能作为附录，所以应该叫“附编”。 我主张用“附编”，就是觉得这些信手写来便条之类不是“稿”，既不成稿，也不能称为未定稿。稿有各种形态，有的是草稿，有的是修改稿，有的是未定稿，有的是成稿，应加以区别。例如，杂编中占较大比重的课堂笔记，虽然成形成块，却只是一种记录，并非鲁迅自己起草的稿子，也不是原创文稿或译稿。自然，鲁迅的片言只字都有价值，为了展现他的书写工作的全貌，所有字迹都不妨收录。不过，附骥尾可矣，何必称“稿”？故应称作“附编”，以区别于其他整编或正编，因为那些才是手稿全集的本体和主体。 因为意见不统一，最后由专家委员会决策组票决出了“杂编”之名。 当然，杂编或附编，其实也只是名称的问题，对手稿编辑的实际工作影响不大，反正总的原则已经确定——见字便收。专家委员会成员大多数是鲁迅研究专家，不但不反对多收，反而都一致认为越多越好，因为这样可以省却研究者检索的工夫。的确，全集和同时建立的鲁迅手稿数据库将大大便利读者和研究者。我忝列鲁迅研究队伍，自然也乐见施行全收原则，而不在意去争什么名目。 但是，我由此想到困扰我很久的两个字：“全”和“杂”。 其实，“全”字中是很可能含有“杂”的，当然也可能含有“大”——大而全，全而杂，“大”“全”两字，可以说是孪生兄弟。关于全，我在讨论《鲁迅全集》的定名问题时，曾经说过，这种追求，由来已久。鲁迅自己生前也注意到了，1936年3月28日他写信给增田涉讨论《中国童话集》的编译问题时就说：“日本怎么搞的，最近好像很喜爱‘全集’这个词儿。”商业操作是个中主要原因。作家尚健在，就有出版商来编辑出版“全集”，仿佛在为他的死做准备，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其死亡为期不远。其实，便是死去的作家，“全集”也很难实现。即如去世已经八十多年的鲁迅，全集也不能说“全”，其手稿全集同样如此。 不过，把全集这个名目安在鲁迅著作上，还真是日本出版界做了先导。鲁迅刚刚去世，日本改造社负责人就将原拟出版的《鲁迅杂感选集》扩大成7卷本的《大鲁迅全集》，于1937年2月出版，比中国的《鲁迅全集》还早了一年。抗战军兴，上海成了孤岛，中国文化界同仇敌忾，在艰苦的条件下奋力完成《鲁迅全集》的出版，或者就有与日本同行较量的意思。没想到当时仓促定下的名目，为后来的鲁迅著作出版定了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