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研究者的认识中，长与善郎并非一个陌生的名字。他受到关注的缘由，乃源自1935年5月19日与鲁迅一次不愉快的会面，双方都颇为失望。其后长与善郎写下《与鲁迅会见的晚上》(1935年7月)①，将鲁迅界定为一位思想阴暗的厌世作家。而鲁迅亦曾在1935年7月17日、1935年8月1日、1936年2月3日分别致增田涉书信一封，信中均提到他对那场夜宴或长与善郎其人其文的看法，这成为鲁迅谈论长与善郎的仅有文字。 对于这段往事，诸多学者都有所提及和讨论，比如陈福康和张杰在1992年的争论，以及刘立善、武继平等人的论说等②。以往的研究者习惯于将鲁迅的三封信视作一个整体加以讨论，认为鲁迅对长与的“不满”或者说“愤怒”是一以贯之的，而对一些细节性的真相不甚注意。而笔者更倾向于将鲁迅的情感流露看作一个渐进的过程，即他关于长与善郎的想法是随着某些事件的触发而逐渐深化的。无论是刺激鲁迅三度讨论长与善郎的触发事件，还是三封信中鲁迅态度的微妙差异，都尚未得到研究者的系统梳理，导致部分讨论流于空泛与笼统。与此同时，过往考证中在史料的鉴别与使用方面仍存在一些错漏之处，需要我们重新推敲。 一、“鲁迅想象”的构建与破灭 日本近代小说家、剧作家长与善郎(1888-1961)是“白桦派”的重要人物，以人道主义作风闻名，在文坛上颇具影响力。大正末期(1926年前后)因患病选择搁笔疗养，此间由于再次阅读《论语》《老子》等古典著作而对中国心生向往。1935年，他受“满铁”的嘱托赴中国旅行③，在遍览东三省、承德、北平、扬州、杭州等地的风土人情后④，来到了上海。 1935年5月19日晚，长与善郎和鲁迅及多人在上海共进晚餐，这是二人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会面。相比鲁迅在日记中的一笔提过、口不臧否：“晚内山君邀往新半斋夜饭，同席共十二人”⑤，长与专门写下《与鲁迅会见的晚上》一文对这次夜宴加以记录和评论，短短两个月内就发表于日本杂志《经济往来》1935年7月号上，后被收入单行本《满支近况》(冈仓书房，1936年)中。 在该文末尾处，长与一面走在眼花缭乱的上海街头，一面想着“厌世作家鲁迅”而感慨道：“而我呢，在这个夜晚总是感到有一点失望”⑥。他的失望是不言自明的，因为纵观整场会面，他和鲁迅的交谈可谓不甚愉快顺畅。长与在夜宴开始时假装不知周氏兄弟的决裂，故意提起自己在北平见到周作人一事以作寒暄，或已引起鲁迅的不快，但鲁迅也只是淡淡应声。当二人谈及鲁迅无法实现的农村文学写作计划，进而转到中国言论、创作和作家受到军方压迫的情况时，长与的提问引来了鲁迅的冷笑：“即使翻译契诃夫的小说，也被禁止发行呢”，“作家们都没法生活，非常痛苦”。接着，长与又询问鲁迅是否考虑去日本工作，鲁迅直言“既没有钱，身体也不行”⑦，谈话进入僵局。既然在文学领域的对话难以为继，长与便提到他在济南听到的“尧琴”，这是一种清微淡远的为孔子所喜爱的音乐，只是鲁迅依旧反应淡漠，长与猜测是因为鲁迅讨厌孔子⑧。总之，长与选择的话题大都敏感且尴尬，甚至数次触及鲁迅的“雷区”，引起鲁迅的冷峻反应或是一种必然。 然而，不愉快的谈话内容只不过是长与“感到有一点失望”的表面原因。如果透过这些浅层的龃龉而挖掘到更为深刻和根本的层次，笔者认为，长与的不满可归结于其“鲁迅想象”在这场夜宴中的破灭，而如下自白正可作为其对自身“鲁迅想象”从构建到破灭过程之说明： 我忘了自己曾经喜欢过的这位作家的作品的题目，但提到了他写鸭子的可以称作“春禽图”的好短篇，还谈到想读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等等。说老实话，通过自己惟一读过的这位作家的好短篇，我曾想象他是一位比较开朗的温和的大作家。我想象他经历过、思考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尽管有烦恼，但从心底拥抱着它，以更深的教养和资历包容着它，一见之下便能感到他确实是一位温厚而平易的人。然而事实却相反，实在令人有峻险、阴暗、锋芒毕露的感觉；即使一点儿坏印象都没有，也总令人觉得很可怜。⑨ 从“开朗”“温和”到“峻险”“阴暗”，长与对鲁迅的评价在此刻发生了急遽的转向，那么归根结底，这种“开朗”“温和”的“鲁迅想象”当初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很显然，在会面之前，长与对鲁迅其人及作品仅做过稀少的了解，鲁迅在他心中其实是一个相当模糊遥远的存在。然而事实上，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并非无名之辈。且单以长与未曾读过的鲁迅代表作《阿Q正传》为例，早在1930年就有《大支那大系》对其进行评说⑩，后亦有《支那普罗列塔利亚小说集》(白扬社，1931年)(11)、《国际普罗列塔利亚文学选集》(四六书院，1931年)(12)、《鲁迅创作选集》(文求堂书店，1932年)(13)、井上红梅译《鲁迅全集》(改造社，1932年)(14)、佐藤春夫和增田涉合译《鲁迅选集》(岩波书店，1935年6月)(15)等诸多文集进行译介，其出版频次之高，足见《阿Q正传》在彼时日本文学界和读者圈的影响力。这也意味着，长与只需稍加注意，接触《阿Q正传》等鲁迅作品绝非难事，但他恰恰只对“写鸭子的可以称作‘春禽图’的好短篇”留有印象，甚至还忘记了《鸭的喜剧》这个题目，这恰说明他对鲁迅及其作品不甚关心。于是，在对鲁迅小说缺乏全局性了解的情况下，长与以《鸭的喜剧》单篇来推测鲁迅的性格，此番以偏概全的臆测无异乎沙上建塔，轻率至极。再者，《鸭的喜剧》是鲁迅写于1922年10月的旧作，在历经13年的人情冷暖与世间沉浮后，1935年的鲁迅怎又可能怀有与当年一致的心境，保持同样的风格？因为不了解鲁迅一直以来辗转于各地所经历的“明枪”与“暗箭”，不了解鲁迅所生活的中国社会的真正面貌，长与才会天真地认为鲁迅应当“从心底拥抱”所谓“烦恼”，而不应该如此冷峻犀利，如此判断着实略显可笑。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鲁迅想象”如此脆弱不堪，仅仅在一夜的会面中便迅速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