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国内外知名的鲁迅研究、冯雪峰研究的专家包子衍先生谢世已经三十多年了。 包子衍(1934-1990)，浙江镇海县人，1934年10月生于武汉，1957年8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同年在一场历史性的运动中遭难，从此开始了他极其坎坷的生活道路。在下放劳动两年之后，于1960年2月起子济南三中任教。在那里，在田仲济、薛绥之等先生的指导帮助下，他开始认真研究《鲁迅日记》。1978年4月，被借调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撰工作。同年10月，又因其对于《鲁迅日记》研究的突出成就，被转借调至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工作，担任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第十四、十五卷《鲁迅日记》的责任编辑，为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出版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显著的贡献。1981年8月，包子衍先生回近代史研究所继续《中华民国史》的写作，1982年5月调至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工作。 在极其艰苦的境况里，他依靠过人的毅力和对鲁迅的忠诚，完成了力作《雪峰年谱》，主持编定了《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等重要文献。 在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的今天，为了不忘记曾经为中国鲁迅研究奉献出毕生精力而且留下了至为宝贵的成果，特别是弥足珍贵的精神品格的包子衍先生，特辑录先生的生前好友并且也同是中国鲁迅研究专家的回忆、悼念文章(按：陈早春《漫忆包子衍》、李文兵《怀念包子衍同志》两篇已刊于《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10期)张伯海的《道路崎岖意志坚强一忆挚友子衍》和韩之友的《顽强、坚韧而又真诚的人——怀念子衍兄》两篇，略代馨香，祈愿包子衍先生在那边安详平静，澄静如月，丹心似霞！ 道路崎岖 意志坚强——忆挚友子衍 我与子衍的友情始于年华方富之时。在山东大学，他读历史系三年级，我读中文系四年级，由于都是学校摄影组成员，每逢有运动会之类的活动，便一起背了照象机跑来跑去，逐渐熟了起来。 子衍年轻时长得秀气，衣着整齐，颇显风度。但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却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好学不倦的精神与博闻强志的才华。我们常相约在星期日同游，或去海滨看天际间海涛波涌，苍穹中云朵翩跹；或去公园，赞赏盛开中的樱花如何璀璨夺目。有时，还会长久地蹲在草丛间，兴致勃勃地看倾巢出动的蚁阵交战。那个时代，那种年华，使我们感觉处处光明，处处生机，我们的交谈，也就不免气高志大，特别是他，正醉心于搜集学运史料，心中有个编写中国学生运动史的大题目，每谈到这一抱负时，他的眉宇间就透出一股凌云之气。他对学运史料的熟稔，对进展这项调查研究所设计的严密计划及其强烈自信心，常令我钦佩，甚至感到吃惊。 与子衍相比，我显得缺乏毅力和苦干精神。我那时也有个志向：以电影剧本形式写一部杜甫传。但我咬着牙、囫囵吞枣地读过一遍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后，便觉得实在攻不动，搁浅了。而子衍始终孜孜不倦，由于学校图书馆的资料有限，便利用假期到北京去查找，遍访当年学运过来人。他的卡片越积越厚，对中国学运的历史源流也愈加了然于心。他常问我电影剧本写到什么程度了。我无言以对，心里明白：我竞争不过他，他的大题目一定会付诸实现。 子衍当时在政治上是积极的，他担任了学校广播站站长。这项社会工作所占用的都是课余休息时间，十分辛苦，但子衍应付自如，虽有时见他显出倦容，但从未听他吐露半句怨言。提起“九头鸟”(大家这样称呼广播站的高音喇叭)，同学们都非常欢迎它，它成为校园的舆论中心。到了1957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也吹袭到我们这个地处东海之隅的校园里，广播站对此做了十分敏感的反应，子衍则因此罹了十余年的不幸。 记得1957年夏，正值反右前夕，我们都在上海度暑假。我高高兴兴地到淮海中路去看他，却发现他打不起精神，嘴上说欢迎我来作客，要让我吃西瓜，但既不热情，也不见拿西瓜来。我对此感觉奇怪，稍坐便告辞了。 暑假后返校，批判右派分子的声浪在校园此起彼伏，我再也未遇到子衍，只知他已成为批判对象。他大概先已预感到政治气候变化，难怪暑假在上海时那样心神不定。此后，只听说他和其他“右派分子”被下放到海边一个农场去劳动，从此杳无音信。我有时想起他，心头止不住泛起一股酸楚。 再见子衍则是五、六年以后，他已在中学教学。事先收到他的信，简略谈了几年的经历，着重谈的还是做学问，学运史自然不便搞了，他打算在鲁迅著作方面下功夫，但不是从文学角度，而想从查证史料着手。他希望留在学校工作的我能给以帮助，要来看我。 那天，听到“咚、咚”叩门声，我赶紧推开房门，子衍眯眼微笑着，站在门前。 这是子衍么？是！依然是那清秀的脸颏，会心的笑容；但又不像，那青年时代的稚嫩消失了，眉宇间的豪气不知哪儿去了，连衣着也朴素得像一个来自基层的干部。我心里悚然一惊：子衍脱胎换骨了。但不管怎么说，我充满喜悦，我们的友谊红线又牵上了头。 在此后的相处中，我发现子衍确实有了明显变化。例如，他不再像当年那样年轻气盛，而在言谈行动中力戒矜夸；他待人比以往热情、随和多了，特别是在朋友需要解难时，他是那么急公好义，甚至忘掉自己；他的家庭环境曾带给他一定程度的养尊处优习气，但此刻却“普罗”化了，住的宿舍狭小凌乱，只能说是个“窝”，饮食毫不讲究，只求维系繁重工作所需要的维生素和卡路里；另一个显著变化则是香烟不离手，袅袅烟雾似乎成为他用以向命运挑战的精神依托，自然也成为他思考力量的源泉。这一切，我把它看作是子衍经历了底层生活磨炼的结果，当他被无情地、重重地摔到地上时，反倒更加清醒了，并把根扎进泥土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