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红学的创立是红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胡适、俞平伯与顾颉刚三人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胡适《红楼梦考证》(1921)与俞平伯《红楼梦辨》(1922)，堪称共同开创新红学的双璧，彼此的承变关系充分彰显了各自在偏重作者考据与文本批评的学术取向与独特价值。值此新红学历经百年之际，的确需要我们再次回到新红学创立之“现场”，重新审视新红学的缘起、进程与得失，对于百年之后红学的承传与创新，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本文拟重点聚焦俞平伯《红楼梦辨》，就其参与新红学创立的角色、进程、贡献与局限再作一番反思与探讨，目的是更好地以史为鉴，总结过去，启思未来。 新红学缘起于1920年12月4日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致函胡适，请其为新标点本《红楼梦》作序。至1921年3月27日，胡适完成《红楼梦考证》初稿，然后至11月12日改定《红楼梦考证》，载于亚东图书馆版《红楼梦》中。文中批评一向很流行的“附会的红学”的种种谬误，提出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注重从《红楼梦》的“著者”和“本子”两个层面作考证的研究，首次明确了曹雪芹的《红楼梦》著作权，率先还原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世与身世，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自传说”。文中最后提出：“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①从而以“新考据学”奠定了新红学的学术根基，并为红学研究划出了一个时代——一个从“索隐红学”走向“科学红学”的新时代，称之为“新红学”。 在胡适撰写《红楼梦考证》的过程中，顾颉刚作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当胡适于3月27日完成《红楼梦考证》初稿之后，即于4月2日致信就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弟子顾颉刚，谓“近作《红楼梦考证》，甚盼你为我一校读。如有遗漏的材料，请你为我笺出”。两人就《红楼梦》的讨论与合作由此开始。顾颉刚在1926年由朴社出版的《古史辨·自序》(第一册)就此回顾道： 《红楼梦》问题是适之先生引起的。十年三月中，北京国立学校为了索薪罢课，他即在此时草成《红楼梦考证》，我最先得读。《红楼梦》这部书虽是近代的作品，只因读者不明悉曹家的事实，兼以书中描写得太侈丽了，常有过分的揣测，髣髴这书真是叙述帝王家的秘闻似的。但也因各说各的，考索出来的本事终至互相特抵牾。适之先生第一个从曹家的事实上断定这书是作者的自述，使人把秘奇的观念变成了平凡；又从版本上考定这书是未完之作而经后人补缀的，使人把向来看作一贯的东西忽地打成了两撅。我读完之后，又深切地领受研究历史的方法。他感到搜集的史实的不足，嘱我补充一点。那时正在无期的罢课之中，我便天天上京师图书馆，从各种志书及清初人诗文集里寻觅曹家的故实。果然，从我的设计之下捡得了许多材料。把这许多材料联贯起来，曹家的情形更清楚了。② 要之，胡适自3月27日撰成《红楼梦考证》之后，得益于弟子顾颉刚的查漏补缺，辨伪存真，至11月12日，最终完成《红楼梦考证》这一新红学奠基之作的改定稿。 俞平伯作为胡适的弟子，1921年年初受胡适之托，为其删定第四版《尝试集》，可见胡适对其文学眼光与修养的充分信任。2月，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俞平伯由杭州回到北京。3月下旬，就在胡适撰写《红楼梦考证》、顾颉刚奉命校补史料之际，向来喜欢《红楼梦》的俞平伯也深受胡适和顾颉刚研究《红楼梦》意兴的感染，开始精心阅读《红楼梦》，又经常到顾颉刚寓所，探寻其搜访的材料，交流各自的阅红心得。4月27日，俞平伯在京致函因事南归的顾颉刚，首次通过书信往还探讨《红楼梦》问题，谓：“我日来翻阅《红楼梦》，愈看愈觉后四十回不但本文是续补，即回目亦断非固有。前所谈论，固是一证。又如末了所谓‘重沐天恩’等等，决非作者原意所在。况且雪芹书既未全，决无文字未具而四十回之目已条分缕晰。”③又谓：“我想《红楼》作者所要说的，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绮梦既阑，穷愁毕世。宝玉如是，雪芹亦如是。出家一节，中举一节，咸非本旨矣。”5月4日夜，俞平伯致顾颉刚信，提出后四十回的回目定是高鹗补的，理由有三：(1)和第一回自叙的话都不合；(2)史湘云的丢开；(3)不合作文时的程序。顾颉刚觉得这一质疑理由很充足，于5月9日将他的信寄给了胡适，于是引起胡适的重视。6月18日，俞平伯在给顾颉刚的信中写道：“弟感病累日，顷已略瘳；惟烦忧不解，故尚淹滞枕褥间；每厌吾身之赘，嗟咤弥日，不能自已。来信到时，已殆正午，弟犹昏昏然偃卧。发函雒诵，如对良友，快何如之!推衾而起，索笔作答，病殆已霍然矣。吾兄此信真药石也，岂必杜老佳句方愈疟哉!”又说：“京事一切沉闷(按：新华门军警打伤教职员)，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因每一执笔必奕奕如有神助也。日来与兄来往函件甚多，但除此以外竟鲜道及余事者，亦趣事也。”30日，俞平伯致函顾颉刚，提出“将来如有闲暇，重印，重标点，重校《红楼梦》之不可缓，特恐我无此才力与时间耳。兄如有意，大可负荷此任也”。7月上旬，俞平伯为研究《红楼梦》，到清史馆去查阅有关《红楼梦》的资料。12日，俞平伯由北京回到上海。中旬，又由上海回到杭州。23日，俞平伯致函顾颉刚，重提“重新标点之事更须在后，我们必须先把本书细细校勘一遍，使他可疑误后人的地方尽量减少，然后再可以加上标点便于诵读”。8月7日，俞平伯致顾颉刚信，谈《红楼梦》多种版本校勘工作的重要性，“第一要紧是多集板本校勘。若不办到这一步，以后工夫都象筑室沙上，无有是处，我如今年不出国，拟徐徐着手为之，但大功之成不知何时耳”。8日，俞平伯致函顾颉刚，提出“想办一研究《红楼梦》的月刊”的计划，并拟出所刊的内容分为两类：(1)以历史的方法考证之；(2)以文学眼光批评之。10月11日夜，俞平伯致函顾颉刚，告知所买的《论红楼梦》汇编材料，又询问将所撰《论红楼梦风格》呈寄胡适审阅情况。概而言之，自4月至此的数月间，胡适、俞平伯不断来信与顾颉刚讨论《红楼梦》，因相与应和，或彼此驳辩，顾颉刚后将此次与俞平伯二人的往来信共27封各订成二册。其中俞平伯18封，顾颉刚9封，原题为《与平伯讨论〈红楼梦〉的信》。顾颉刚与胡适、俞平伯三人的通讯，不仅记录了彼此讨论《红楼梦》的进程，而且成为相继成就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与俞平伯《红楼梦辨》的见证。按照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一册)的说法，就是通过彼此半年多的来信讨论，终于“成就了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和平伯的《红楼梦辨》”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