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儒林外史》的学术研究生气勃发，格外引人注目。尤其是在《儒林外史》人物原型研究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新成果，对小说叙述时间的分析也有了长足的进展。人物原型是《儒林外史》研究的老话题，有必要对此做出回顾和总结，探索向前推进的可能性。作为一部史无前例的文人小说，《儒林外史》从根本上改变了古典长篇小说的写作范式。本文借助“副文本”的概念来考察《儒林外史》，并且通过探讨小说叙述时间问题以揭示吴敬梓小说叙述创新的一个侧面。前者着眼于小说文本的空间层次，后者强调小说叙述的时间维度，我希望以此为切入点，为《儒林外史》和古典小说研究拓展新的工作面与阐释空间。 一 从人物原型研究到副文本阅读 《儒林外史》的研究者向来十分关注它的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它所塑造的人物往往有原型依据或本事出处。金和在1869年为苏州群玉斋本《儒林外史》所作的跋语中，一口气指认了小说中二十六位人物原型①。此后，许多学者相继有所发明，以何泽翰先生的《〈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为集大成者。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学者对这部小说抱有成见，以为不过写了一些无足轻重、荒唐可笑的边缘人物而已，对于理解它所属的大时代，意义甚微，无关宏旨。但近年以来，《儒林外史》的人物原型或本事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足以令人对这部小说刮目相看。叶楚炎、郑志良和井玉贵等学者都就这一话题发表过论文，其中叶楚炎用功最勤，贡献最大。这些新的发现落实、补充并纠正了金和以来的许多论断，涉及的人物之多，覆盖面之广，都是前所未见的②。《儒林外史》的人物原型大多出自吴敬梓的社交圈子或与他的朋友相识，如李本宣(蘧公孙的原型)、姚莹(赵雪斋)，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浙派学者全祖望(权勿用)，扬州八怪中的金农(辛东之)，扬州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娄琫、娄瓒兄弟)，以及浙派诗人厉鹗(支剑锋)、杭世骏(浦墨卿)等。他们或出自扬州的韩江诗社、杭州的南屏诗社，或者像盐商马氏兄弟，既是著名的藏书家，又是小玲珑山馆主人，以热心结交和资助文人雅士而名闻遐迩。自1733年移居南京，吴敬梓也广交文士，“四方文酒之士走金陵者，胥推先生为盟主”③。这些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在《儒林外史》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而金陵文坛的另一位盟主袁枚，也在其中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的背后探头探脑、若隐若现。 由此可见，《儒林外史》所写的人物原型包括了雍、乾之世的许多重要人物，涉及思想(例如颜李学派在南京的倡导者程廷祚)④、学术(浙东学派)、文学艺术(浙派诗人、扬州的韩江诗社、扬州八怪和桐城派的成员)、科举和官场，市场与商业出版，以及从乡村社区、城镇市井到跨越城乡的民间社会(如市井四奇人和以甘风池为原型的凤四老爹等特立独行的民间异人)等不同领域。《儒林外史》在一百三十多年的明代纪年框架中，写下了作者对清代雍、乾之际二三十年的观察与思考，从而以外史的名义完成了以文人为中心的当代世界的一幅全景写照。 其次，诚如叶楚炎所展示的那样，吴敬梓笔下的人物并非孤立的个人，而是由于地缘和亲缘关系、各自的身份地位、价值取向和品味异同，形成了自己的圈子，而这又正是以人物原型的社交生活为依据的。也就是说，吴敬梓在小说叙述中复制了人物原型的社交关系。于是出现了韩江诗社的成员——闵华(景兰江的原型)、马氏兄弟、王藻(杨执中)、姚世钰(金寓刘)、全祖望、金农——联翩而至的情形。这一点无疑刷新了我们对这部作品的认识，对于考察雍、乾时期的文人心态、网络关系和社会交往也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时至今日，有关《儒林外史》的人物原型指认和本事辨析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一范式在臻于极致的同时，也难免触及自身的某些局限。因此，需要对其方法、意义和目的做出总结和反省，以提出新的问题，探寻下一步学术研究的方向与可能性。什么是人物原型研究？在这个题目之下，我们究竟在做什么？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追溯小说人物的生活依据，以此考察作者如何从现实经验中汲取资源，从而完成了他的小说写作。因此，从当代学术的角度来看，所谓人物原型研究也就是在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之间去做比较。有的学者建议使用小说本事研究的说法，以区别于人物原型研究⑤。本事着眼于事，人物原型关注人。而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的写作中，有时不过是从当代人物原型的生平中抽取了一两个事件而已，未必能在人物塑造的意义上来展开讨论。此外，金和声称《儒林外史》“绝无凿空而谈者”。但吴敬梓毕竟是在写小说，不免杂糅虚构，坐实凿虚。这构成了小说原型或本事研究中最棘手的部分。 《儒林外史》的确从作者当下生活中汲取了大量素材，但仅就小说的这一部分而言，我们早已无法像吴敬梓那样来接近和了解其所依据的人物原型或生活本事了。一方面，吴敬梓对这些人物或事件的认知往往来自观察和传言，而今天只能通过幸存的诗词、书信、序跋、墓志铭、年谱行述、笔记和方志等文字材料而略知一二。另一方面，吴敬梓又未必读过了我们读到的全部文本，并从中汲取小说写作的文字素材。他在写王冕等人物时，的确采用了史传素材，而以当代原型为依据的小说人物就不同了，有关他们的传闻未必都来自文字材料。在这一点上，所谓人物原型研究无疑有别于小说文字素材或出处研究。但人物原型研究自身又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说到小说的当代人物原型，我们与吴敬梓处于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关系中。 无论如何，我们并没有在小说人物与他们的原型之间去做对照，而是在小说文本与它所依据的人物原型的诗文作品，以及有关他们的各类文字之间来展开比较。由此看来，人物原型研究的说法又未必完全恰当。我们固然可以暂时将有关的文字材料分成历史和文学两大类，但即便是方志记载，也并非透明的、未经媒介的实录，更不用说文人唱和赠答的诗作了。我们确乎可以从这些文字中获得关于小说人物原型的一些事实，但这在小说叙述中所起的作用毕竟有限。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尽管事实大体相符，为什么吴敬梓笔下的人物与他们所依据的原型却判若两人呢？吴敬梓与周围的很多人唱和赠答，看上去都是朋友，然而一旦把他们写进小说，就变成了讥讽的对象。我们或许会记起慎与作家交友的训诫，可是诗人之间的唱和赠答之作又如何能够完全当真？谁都不可能从诗歌中读出诗人及其唱和赠答者的真实面目，然后质问小说家为什么把他们写得面目皆非。既然所谓小说人物原型研究不过是在他们自己留下的文字，以及与他们有关的各类文本之间去参照阅读，那么，真正的问题正在于：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些文本，对它们提出哪些问题，以及解读的目的和方法又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