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6.001 在元明之际，以浙东文人群体为核心，子书写作成为当时令人瞩目的一种文坛现象。其中既有宋濂《燕说》《龙门子凝道记》与刘基《郁离子》此类广为人知的名作，也有苏伯衡《空同子瞽说》，王袆《卮辞》《述说苑》《续志林》《演连珠》《丛录》，戴良《治平类要》，叶子奇《草木子》，甚至杨基《论鉴》，等等。至于其他文人别集中的同类作品，更是不胜枚举。早在明代胡应麟便已发现此一现象。他说：“吾郡宋、元二季词章、学术冠天下，独子书蔑闻，国朝《郁离》外有苏伯衡之《瞽说》焉，《凝道》外有宋景濂之《燕书》焉。《瞽说》几亚《郁离》，《燕书》大过《凝道》，皆婺中子书有秦、汉风者，足为明兴正始。”①从易代文学思想研究的角度看，这些子书类作品有两点不应被忽视：一是私人化写作的自由随意性，往往超越承平时期而呈现出相当的思维高度；二是文学化的书写方式，显示出丰富的文学观念与创造性的灵巧构思。 一、子书的私人化写作倾向与文人思想活力的释放 在中国古代，所有典籍被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则子书的类别属性往往是相对于经书而言的。有人曾将儒学分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疏离国家权力时期的原始儒学，二是与国家权利紧密结合的儒家经学。”②子书则是与儒家经学相对应的私人著述。最早对子书做出系统概括的是刘勰，他说： 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述道言志，枝条五经。其纯粹者入矩，蹖驳者出规……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③ 按刘勰之意，子书内容乃是“入道见志”，功能是“枝条五经”，目的则是“疾名德之不章”而渴望“送怀于千载之下”的声名不朽，至于其具体写作状况，则呈现出“其纯粹者入矩，蹖驳者出轨”的复杂形态。在此更为重要的还是刘勰对于子书写作前提的提示：“身与时舛，志共道申。”也就是作者遭逢现实困境，难以通过正常途径以建功立业、立身扬名，只能通过子书写作而“炳耀垂文，腾其姓氏”。证之以元明之际的子书写作情形，可知刘勰之所言为不虚。宋濂《龙门子凝道记题辞》曰：“濂学道三十年，世不我知，不能见其一割之用，颠毛种种而老将至矣。于是入小龙门山著书……百世之下，庶几有好之者。呜呼，德泽弗加于时，欲垂空言以昭来世，志士之深悲也。仰瞻宇宙，操觚兀坐者久之。”④宋濂的题辞，犹如对刘勰论述子书文字之诠释，他身处乱世不能有“一割之用”而又老之将至，只好入山著书以求“百世之下，庶几有好之者”。在中国历史上，子书虽不必然皆出现于易代之际，但易代之际出现子书的可能性更大且具有较高水平与思想深度，如徐幹之《中论》、王通之《文中子》、邓牧之《伯牙琴》、唐甄之《潜书》、黄宗羲之《明夷待访录》，等等，均因易代之政治动荡、思想多元而导致文人活力之得以释放。 元明之际所出现的子书同样彰显了当时文人的思想活力。首先是子书思想空间的极大扩张与丰富的包容性，其中儒释道交融是其显著特征。比如宋濂在其他著述中均严守儒者立场，但在入山为道士后所作《龙门子凝道记》却有鲜明道家色彩。尽管有人曾指出：“《龙门子凝道记》一书名义看似道教色彩浓厚，而实质内容却以儒学思想为核心，具有外道内儒的特点。”⑤但无论从作者道士身份还是“四符”“八枢”与“十二微”的框架设计，均与道教有脱不开的关系。比如其中有二则有类于连珠体的格言曰： 龙门子曰：“人行仁义而恶衣服者，是素椟蕴玄珠也：外若贱而内实贵。人狥利欲而美冠裳者，是芳绮覆粪丸也：外虽馨而内实臭。”⑥ 龙门子曰：“象以牙而成擒，蚌以珠而见剖，翠以羽而招网，松以明而致热，犀以角而就烹，麝以脐而被获，雉以采而受羁。当今之世，士以文自著者，盍视此数者以为戒哉？”⑦ 孔子曾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但宋濂在此却将内外之美恶对立起来，已不符合圣人之本意。当然言行不一、表里不符乃是世俗社会之常态，尤其是在社会黑暗、政治混乱之末世，更是司空见惯之事，宋濂第一段议论尚不失儒者立场。然而文以害身的说法就很难再用儒家视角解释。《庄子》“人间世”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⑧庄子说带给人危害的是有用，宋濂说带给人危害的是有文，其论述思路如出一辙，在此很难说宋濂没有受到道家思想影响。当然，最直接的诱发因素还是易代之际战乱频仍的现实，在一个诸方割据政权并立的时局中，都在争取文人为己所用，那么文名就成为危及生命的祸端，所谓隐姓埋名乃是那一时代隐逸文人的常见举措，则庄子的人生哲学就会成为必然选择。由此，宋濂在子书写作中并非仅只冒了释道的名头而为真正的纯儒。钱穆曾论元代之儒道关系说：“盖其时之新道教，大抵皆阳道而阴儒，非儒术不足救世，而儒术非掌握政治教育之权势位望则其道扞格，故改修老子之道以自晦。”⑨此论是通观元代政治大势之概括，自有其历史真实性。但依一句“阳道而阴儒”似不足表述其复杂情状，以儒治国而以道安身，才是儒道融合的真正要义。 其次是通达的眼光与广博的学识，体现了浙东学派融道德、文章与事功为一体的通儒色彩。刘基《郁离子》充分体现了此一特色，徐一夔序曰：“郁离者何？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离子》。其书总为十卷，分为十八章，散为一百九十五条，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详于正己、慎微、修纪、远利、尚诚、量敌、审势、用贤、治民，本乎仁义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⑩《郁离子》内容相当丰富，绝不仅限于徐氏所言九项，因其目的为“盛世文明之治”(11)，故而涉及经国治世的方方面面。比如其论治国：“太上以德，其次以政，其下以财。德久则怀，政弛则散，财尽则离。故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财者使也。致君子莫如德，致小人莫如财。可以君子，可以小人，则道之以政，引其善而遏其恶。圣人兼此三者，而弗颠其本末，则天下之民无不聚矣。”(12)以德治国，此为儒家基本理念，刘基必须坚守。但行政、财货亦不可或缺。因为天下由君子与小人所共同构成，不能指望人人皆为君子，那么为政便须德、政、财兼顾，而且不能颠倒主次关系。如此主张便非纯儒，而是兼容法家等治国理念，而这都不是儒家经生所能具备的。“天地之盗”篇则体现了刘基超越道德层面的思维，他认为最好的政治与生存方式乃是向自然索取，因为“天地善生，盗之者无禁”。圣人应“教民以盗”：“春而种，秋而收，逐其时而利其生，高而宫，卑而池，水而舟，风而帆，曲取之无遗焉。而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结论是：“遏其人盗，而通其为天地之盗，斯可矣。”(13)此种观念非但儒家经书所无，更非一般文人所能梦到。在一个以杀人越货、攘夺财物为普遍生存法则的时代，却想到向大自然获取不尽宝藏而遏制人间争夺之治理方式，只有在一个放松了思想控制的环境中才会孕育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