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智复合体”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克制主义转向

       DOI:10.13569/j.cnki.far.2021.06.067

       在美国的决策过程中，不同的政策取向之间始终存在此起彼伏的竞争。从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和威尔逊国际主义，到冷战初期尼布尔与摩根索的现实主义，观念深刻影响了其外交政策的选择。每届政府都会在观念争鸣中选择一个平衡点，让某些观点彰显一时。但随着政党轮替、内阁重组，未被吸纳的观点也不一定销声匿迹，而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那么，这些观念竞争的本质是什么？哪些力量在影响这种竞争？这些力量的运作机制是什么？为什么某些观点在暂时蛰伏之后能够重新影响政策取向？本文提出，当代政策观念竞争依托组织化的观念生产和稳定的资金保障。如果一个政治观点背后有一个稳定的“金智复合体”支撑，就更容易在当代政策辩论中保持韧性和优势。

       金智复合体是“军工复合体”在当代环境中的变体。美国精英群体曾经整合军事与工业两种力量，使美国的外交政策长期利好军事扩张。军工复合体捕捉到了精英政治的基本逻辑，却不能反映在战后长期和平与权力相互依赖的背景下，军事与工业这两种力量的历史局限。在物质繁荣和民主进步的“丰裕时代”，政治竞争是社会层面激烈的文化战争的一种“滞后反映”。①换言之，赢得政策竞争，必先赢得观念层面的竞争。而赢得后现代社会的观念竞争，金钱与观念两种力量缺一不可。一方面，金钱是物质社会中最通用的资源，生产观念的知识精英需要稳定的财政支撑，也需要耗资巨大的营销、宣传、倡导来完成观念后续的社会化与政治化；另一方面，观念对金钱也很重要，因为现代化社会的政治、法律和媒体演化出一系列限制资本侵蚀公共权力的制度和措施，观念能为金钱影响政治提供辩护与合法化途径。

       金智复合体正是顺应这种规律的精英政治新机制。在理论层面，金智复合体指的是精英在调用金钱与观念这两股力量时走向融合，使它们从原先各自影响政治的二元关系链，变为协同影响政治的三元关系链“金钱—观念—政治”。在行为层面，金智复合体指的是代表“金权”和“智权”的组织在目标、业务及策略上的相互协调机制。目前，基金会和智库是精英最常利用的两种组织。而国内对于这一现象尚未引起高度重视、展开深入研究。

       因此，本文尝试探讨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在现代化带来的诸多社会变革面前，金智复合体形成的历史逻辑；二是金智复合体的实践机制和具体运作方式；三是金智复合体如何推动美国外交政策向“克制主义”转变；最后，延伸讨论“金智复合体”在美国和更广泛的现代社会中的意义。

       一、美国精英政治的双重困境

       (一)“观念—政治”的操作化困境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观念对政治的影响长期受到社会科学的低估。由于行为主义兴盛，观念往往被置于低于物质利益的地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新制度主义兴起的背景下，社会科学界发生了一场“反向行为革命”，思想和观念重回社会科学的研究议程，突破了行为主义路径的长期遮蔽。在西方政治发展中，从事观念生产的知识精英一直扮演重要角色，无论是代表理性观念的科学人员，还是代表信仰观念的教牧人员。美国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就是自由主义价值、实用性偏好和对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信心。②

       在现实中，最能体现“观念—政治”关系的现象是近三十年来智库的繁荣。智库在政策分析、观念塑造和精英流动等方面的功能已被广泛承认。③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布林肯和总统顾问里凯蒂均来自以拜登个人名义成立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拜登中心”(Penn Biden Center)的核心管理层。④拜登启用的大量奥巴马政府旧部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也多栖身智库作为暂时的“旋转门”。据初步统计，为拜登政府输送较多官员的智库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5人)、布鲁金斯学会(12人)、新美国安全中心(11人)、美国进步中心(60人)，等等。⑤

       智库被重用印证了观念在政治的短期治理与长期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一方面，政府在治理复杂性递增的现代社会时，常常需要以政治手段来利用知识。⑥在美国，重要官员以民选产生，对知识精英的需求尤甚。传统基金会的海勒·戴尔将美国决策者筛选知识的难度形容为“从消防水管中饮水”。⑦知识的扩散还能影响跨国治理与制度变迁。⑧另一方面，制度是社会知识的化身，制度变迁的本质是在不计其数的观念中选择有限的几种并将它们转化为制度。⑨现代社会越来越需要“知识精英”群体，将治理所需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技术语言”转化为“可以被理解的政策观念或意识形态”。⑩

       然而，观念要对政治产生影响，面临不少实际操作上的困难。首先，观念生产在大部分时候是一种不赚钱、非营利的活动，学术界面临“永恒的财政危机”。知识分子的劳动很难通过市场机制获得回报，即便政府会给科教文卫拨付经费，但很难与市场经济中的智力回报相比。从马克思到哈耶克，人类许多优秀的知识精英依靠的都并非政府的资金。其次，观念与实际政策之间存在断层。关于这一点，哈耶克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中便有论述：象牙塔中的观念必须依靠一些“中间商”才能融入政治和公众生活的主流。(11)可是哈耶克所说的中间商仍然停留在思想层面，他关注的是如何将学术语言转换成为政策人士和普通民众能理解的语言。再次，对观念的培育和资金投入所需周期较长，一定程度上要“不计回报”。越是基础性的哲学层面的创新，越是需要长期的积淀和漫长的回报周期。有影响力的观念需要从哲学层面汲取养分，继而包装为有政治内涵的意识形态，再将意识形态变为通用语言，传达精英和大众。因此，要让观念发挥政治影响力，既需要稳定和长期的资金支持，也需要具备社会资源与政治视野的“中间人”将学术产品与政治需求相匹配，才能将象牙塔中的思想孵化为政治观念，传播到社会和政治世界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