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21)04-0118-10 引言：生命作为福柯思想的隐秘轴线 在为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的名作《正常与病态》所写的序言中，福柯为二战前后的法国哲学划出了两条道路：一条是以萨特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所谓“关于经验、感知和主体的哲学”，一条是以卡瓦耶斯(Jean Cavaillès)、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以及康吉莱姆为代表的“关于知识、理性和概念的哲学”。他认为，虽然二者都旨在解决何谓真理、何谓知识的认识论问题，却在切入的视角上大相径庭：如果说前者追问“真实的经验”(actual experience)，即“所有认知行为的源初意义”，那么后者则将视角转向了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本身，转向“易于去知的存在者”(some beings susceptible to knowing)，并最终转向“去认识生命本身”。① 可以说，这一对康吉莱姆思想的精要总结也体现了福柯本人在思考视角上的相关转变。虽然学界普遍注意到，作为早期福柯思想的核心之一的“规范”(norm)概念来自于康吉莱姆的生命哲学；②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晚期福柯的思考重心也同样有转向生命本身的倾向。和康吉莱姆一样，1970年代分子生物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同样引起了福柯的强烈关注和思考，二者都强烈地觉察到，随着基因和遗传工程等技术的迅猛发展，古老的知识与生命之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③这一挑战促使福柯在对待知识与生命的关系问题上，开始从早期“知识-权力”的外在性视角转向生命本身的内在性视角。这一转向最终在他对“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概念的阐发中得以完成。④ 因此之故，本文旨在分析福柯的治理术以及环境(milieu)、人口、规范和人力资本理论等相关问题域，力图展示福柯通过对康吉莱姆生命哲学的相关内容的吸收，在对“治理术”概念的阐释中最终实现向生命之内在性视角转变的思想路径。 一、何为治理术：一种视角的翻转 阿甘本认为，福柯的哲学思考中有三个轴线：权力、知识和生命⑤。而在晚期福柯的思想中，生命问题越发取代了前两者，成为其思考的核心——这是他自身思想道路上的一次“位移”和“脱位”。事实上，这一从“知识-权力”向生命的视角转移，自他于1978年提出“治理术”和“安全装置”(security dispositif)这两个概念开始，就已经发生了。简言之，“治理术”概念是福柯从对“生命-疾病”的知识型结构的构建(《临床医学的诞生》)，转向对身体的规训和规范化角度理解权力与生命的关系(《规训与惩罚》)，最终通过所谓“视角的转变”来重新思考这一关系的概念结果(《安全、领土与人口》)。 在福柯思想的知识轴线上，作为主体的生命一直处在一种缺失的状态；⑥而在他思想的权力轴线上，生命则以“身体”概念的形式出现了。但这一作为身体的生命却处在一种被规训所压抑的状态，被权力的先在性所决定，二者之间处于一种外在性的关系之中⑦。但在“治理术”概念中，虽然“知识—权力”以技术的面貌再次出现——它是一种通过模仿生命的自然事实来实现治理的人工技术，但权力不再是先在性地对于生命的强制，而是生命本身通过技术和规范来保障自身的保存和发展，二者之间构建了一种内在关系。可以看到，相比较生命的知识型问题与规训的生命规范化问题而言，“治理术”的提出源于福柯对待同一问题域——生命与权力的关系——时所做的视角翻转：从外在视角转移到内在视角。但问题在于，这一视角转移还不够充分，仍然是过渡性的：⑧一方面，在“生命-权力”的规训关系中，福柯旨在从具体的政治制度、功能和对象中抽取出某种外在的权力关系；同样地在治理术中，他旨在通过同样的方法从国家中抽取出这种权力关系，只不过与规训的权力关系相比，后者具有一种宏观的、整体性的视角。但另一方面，福柯又认为，这种处理方式只是暂时的，目的并非仅仅从微观转换到宏观，而是旨在获得一种不同的视角，一种彻底的外部性视角——“跨到国家的外部”。⑨ 从表面上看，治理术只是规训权力在问题域上的拓展；但事实上，福柯却旨在通过这一概念彻底地走到国家总体性的外部，从而获得一种全新的视角，一个对知识、权力和生命“都能有效的观看点(point de vue)”。⑩具体而言，与福柯对规训问题域时对于权力的分析思路相一致，治理术问题域中的权力同样不是一种实体，而是某一类型的关系之总和。但在这里，这一关系总和不再是具体和局部的关系布局或者策略，而是“引导人类行为”的总体性问题。这意味着福柯在此时并未如在其处理规训问题时那样将权力和生命视为一种外在关系，而是将之视为一种内在的总体性关系，因为它纳入了人类行为的全部关系。这一视角的转变是一种“迂回的方法”，(11)它将国家各种具体的治理技术纳入权力的总体性之中。其结果就是，通过视角向外部的彻底转移，生命与权力反而构成了一种内在性关系。 然而，福柯遭遇到某种意义上的“理论困难”：通过这种视角的转移，他发现在生命与国家权力之间存在着某种鸿沟——一种“不可见性”。(12)在传统国家中，它表现为超越性维度的神意；而在以“治理术”作为主要技术装置的现代国家中，它则表现为“经济场的迷宫和曲折”。(13)这一“经济场”由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构造，作为治理术的一种知识型，后者的基本原则是“把治理技艺的合理化原则奠基于被治理者的合理行为之上”，即“经济人”概念。(14)这个作为“经济人”的个体生命“就处在一个我们所称的无限定的内在性场域”之中。(15)它有一种做自主性运动的内在原则，后者对于国家权力来说是不可见的，无法被其直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