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爱(philia)既有深刻的形而上学向度——就其一定意义上涉及人类个体的基本生存结构、不同个体在存在论上的关系以及人与一般存在的关联方式而言，更富有浓厚的伦理与政治的意蕴——就其涉及人类个体基本德性的养成和运用、真正可欲的好生活的构想和追求、个体与政治共同体的协调乃至不同政治共同体之间适当关系的处置等方面而言。友爱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内涵的多重性，尤其发见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以及深受其影响的现象学，包括海德格尔生存论—存在论现象学、伽达默尔诠释学的现象学以及德里达的解构论现象学。 亚里士多德：正义、政治的友爱与好生活 在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个体幸福生活的实现必须立足于作为最大政治共同体的城邦，城邦的稳定与兴盛依赖两种力量，即正义(dikaisunē)与政治的友爱(politikē philia)，并且“立法者重视友爱胜过正义……人们都认为，最真实的正义形式具有友爱的品质。友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高尚的”①。这种政治的友爱或公民友爱，即就个体作为某一政治共同体成员而非仅仅作为一个人类存在者而言，他与其他公民之间应该并可以发展出来的那种恰当政治关系，在什么意义上“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高尚的”呢？ 其一，正义虽然关注公民的共同利益②，但作为实现方式的法律限制了它的功能和效果。依循亚里士多德，正义是守法，适当的法律应体现分配的、矫正的和互惠的正义原则。支撑这些原则的核心观念，首先并且主要是比例平等。比例平等观念的贯彻，涉及不同公民个体在公职、荣誉和社会财富等资源上的配置，涉及不同公民个体的优长和缺失的计算。换言之，守法的正义以个体差异和利益区分的方式维系共同体。相比之下，政治的友爱更多依赖于公民个体间的善意和情感，注重个体利益同他人利益、整体利益的协调。因而，政治的友爱更能维持城邦的统一和安定。 其二，由于守法的正义更多被经验为义务或责任，似乎是对公民个体的行为强加的一套涉及与他人关系的规范，无法有效排除会给城邦秩序带来种种危险的怀疑、纷争等不安因素。③另外，矫正的、互惠的正义类型对简单性公平的一味强调，不可避免地涉及对某些特定形式之荣誉和报复行为的要求，如杀人偿命等，这些要求可能总体上是不理性的，也使得政治生活容易沾染上粗鄙和冷酷。而政治的友爱更多强调实现自身利益过程中的合作、信任和节制等，看起来更像是人类共同生活之政治本性的正向满足④，所谓“友爱是城邦最大的善”⑤，“城邦的存在是为了好的生活，而不是仅仅为了生活”⑥，“罔顾这一目的……没有真正的力量让公民变得优秀和正义”⑦等。 政治的友爱也是可行的。基于政治的本性，人“要过共同的生活”⑧。友爱就是对共同生活(suzén)的一种选择和追求，并且，城邦共同体层面上政治的友爱，就意味着对最为普遍而广阔的共同生活的选择和追求。⑨一方面，不同形式的共同体，如家庭、宗教团体或消遣性社团等，不同程度满足了共同生活的需要，体现了友爱的存在及其力量。另一方面，城邦作为最大共同体，包含着所有从属性共同体，这些共同体中的友爱为城邦层面的政治友爱提供了可能基础。譬如，从属性共同体中公民相互做出的努力、奉献，以及政治共同体所关切的更为重大的社会事务，都有助于将相互利用的计算性思考逐步转换为比较积极的公民同胞情感。同时，包含着所有其他共同体的城邦本身，无疑也为各种友爱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最为广阔的语境。所以，城邦共同体及其重要纽带即政治的友爱，理应受到所属成员的珍惜和促进。另外，由于城邦目的在于好的生活(euzēn)，这要求合格的统治者或立法者要着眼于这一最高目标，采取各种方式促进公民间共同的善意、相互的情感和他向性关切等伦理意识和行动能力的提升与发展。⑩ 政治的友爱是必要的、高尚的，也是可能的，它是否可以代替正义而独立发挥作用？《尼各马可伦理学》两处文本似乎表明了一种肯定性回答：“友爱与正义看起来关涉同样的对象，并且呈现于同样的一些人之间”(11)；“一致看起来类似于友爱……如若人们都是朋友，就毋需正义；而如若他们是正义的，就还需要友爱，最为真实的正义形式被看作是一种友爱的品质”(12)。由此，许多学者主张，充分实现了的政治友爱可完全替代正义，或政治的友爱可毫不费力地、自动地产生正义。我们认为，这不仅是一种过度的道德主义解读，而且误解了政治的友爱与正义的恰当关系。 第一，尽管为公民提供“好生活”机会构成城邦最高目的，并且，单纯的正义对于过一种好生活是不充分的，但亚里士多德从未否认正义作为城邦政治秩序原理的基础地位。(13) 第二，政治的友爱不是单纯的利益的友爱，也不是完善的德性的友爱，而是一种“弱的德性的友爱”(weak virtue friendship)或“共同利益的友爱”(common advantage friendship)(14)。依循亚里士多德，城邦共同体内的“一致”(homonoia)构成政治友爱的突出形式。而“一致”是指，“人们对什么构成他们的利益具有共同意见，选择同样的行动，并且实施他们已经共同解决的东西”(15)。在这里，政治的友爱指向的对象是利益，但显然不是那种直接、具体、暂时的利益，而是基础性、长远性、整体性的利益(16)，亦即共同利益，因为它所关切的那些重大政治社会事务涉及所有公民及其整个生活。在此意义上，政治的友爱远不止单纯的利益的友爱或商业性利益的友爱，而是共同利益的友爱。同时，有鉴于共同利益的基础性、长远性和整体性特征，朝向并完成它的方式就不可能是完全精准的量化计算，而是蕴含着某种形式的善意、相互的情感和适当的体谅等德性要素。当然，包含着某些德性要素的政治友爱，不可能达到友爱的完善形式即真正的德性友爱，在后者那里，高度的善意、浓厚的情感、相互的认知、德性或德性发展趋势上的相似、密切的共同生活等都是重要条件。有鉴于此，政治的友爱，也可以说最多是一种弱的德性的友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