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1)11-0066-15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序言中曾经写道：“有一个赫德，便会有一万个甘露德；有一个罗素，便会有一万个伍德海。”①在他看来，号称“中国通”的外国观察家中极少有人能够理解中国的生活方式，因而他们对中国人的描述都显得一成不变且乏善可陈。那么，甘露德是何许人呢？罗德尼·扬克思·吉尔伯特(Rodney Yonkers Gilbert，1889-1968)，中文名甘露德②，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长期担任《字林西报》驻北京记者。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炽烈的反帝浪潮中，甘露德因其维护在华西人特权、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的立场，而被视为在华西人中“死硬派”③的代表。时人认为，甘露德“思想几全为帝国主义所束缚，故其所发之议论，十九皆不利于中国”，并将他和《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 Tientsin Times)的主笔伍德海(H.G.W.Woodhead，1883-1959)所撰文字视为仇英运动的“罪魁中之罪魁”④。1926年，甘露德出版了《中国之病》(What's Wrong with China)⑤一书。同年11月，正在英国游历及讲学的胡适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作题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演讲，听众中有一位来自香港大学的教授欣顿(W.J.Hinton，1887-1949)发言称，“本来在教育运动之后迟早会引起的政治运动发生得过早了”。他特别提到《中国之病》，指出这本“十分有趣”的书表明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人的“幼稚”，可他的中国学生则告诉他：“中国人觉得欧洲人是幼稚的。”⑥1927年，英国政府以保卫公共租界的名义出兵上海时，曾将该书编入一本介绍中国的小册子中以供派遣军参考⑦。 该书令甘露德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面向西方书写中国时一个潜在的对话对象⑧。目前，学术界对于甘露德其人及其《中国之病》一书的研究较为有限⑨。本文拟在把握《中国之病》一书的主旨及内容的基础上，考察这本书出版之后在中外人士之间产生的反响，梳理甘露德的“死硬派”标签指涉的内容及其生成过程，以期揭示五卅运动以后西方人中国观的变动与分化以及民族主义高涨之际国人对“辱华”言论的态度及应对。 一 “直系拥趸”与“中国通”：作为外报记者的甘露德 甘露德1889年生于美国，1912年来华，最初代表一家西药公司贩卖西药，在此过程中学会了中文，1916年成为《字林西报》驻北京的记者，直至1929年出任《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评论员离开中国⑩。1944年，甘露德回到中国，出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合办的重庆新闻学院的教务长之职(11)。抗战胜利后不久，甘露德回到纽约(12)。此后，他以笔名“Heptisax”继续发表文章，持“反苏”“反共”的立场(13)。除《中国之病》外，1929年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不平等条约：中国与外国人》(The Unequal Treaties:China and the Foreigner)的专著及一部名为《林蟒之莽》(The Indiscretions of Lin Mang)的小说。 在中外势力交织的民国报界，外国记者大多与某个中国政客或某个政治团体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之下形成的跨国、跨语言的人际与信息网络构成了民国时期新闻界的一个重要特征(14)。作为北洋时期一名相当活跃的外国在华记者，甘露德与直系军阀特别是吴佩孚关系深厚。一方面，直皖战争以后，与日本关系密切的皖系军阀倒台，为英美两国夺回因欧战而式微的在华影响力提供了时机。加之当时全国上下也对穷兵黩武的皖系军阀深恶痛绝，舆论几乎完全倒向直系，英美人主办的报刊亦对直系军阀和吴佩孚大加吹捧，宣称比起“一无是处的、腐败和不爱国”的安福系，直系是“崭新的、未经检验的，每个动作都势必向好，因为舆论正发挥着作用”(15)。另一方面，吴佩孚十分注重笼络英美人士，英美两国在华的外交官、商人、新闻记者和传教士都是其努力结交的对象。他曾将《字林西报》的董事和编辑葛林(O.M.Green，1876-？)及马立师(H.E.Morris)、《华北明星报》(The North China Star)的记者侯雅信(Josef Washington Hall，笔名Upton Close，1894-1960)等人聘为顾问，甘露德亦在其列(16)。白坚武是甘露德与直系军阀建立关系的关键人物。1919年4月，甘露德由美国人孙明甫(Roy S.Anderson，1885-1925)引荐给白坚武(17)。其时，白尚为江苏督军李纯的顾问。1920年前后白坚武转投吴佩孚，并成为直系负责内外交际的重要人物。直皖战争后不久，《字林西报》周刊《北华捷报》刊登了甘露德对吴佩孚的采访。文中写道：“吴佩孚将军看起来乐观自信，但也很机警，他显然有意以民主的捍卫者的身份巩固自己的军事地位。他手下的军官和人马对于国内外事务的了解程度、对政治问题的熟悉和对将军事业的忠诚都是令人吃惊的。”(18)吴佩孚成为直系的灵魂人物之后，甘露德与白坚武的交往更加频繁(19)。 20世纪20年代，在许多美国在华人士眼中，吴佩孚所标举的民主、立宪的旗号与他们服膺的进步主义思想相一致，因而对其抱有很大的期望。但是，随着“好人政府”的倒台和曹锟贿选的发生，这种期望逐渐破灭，甘露德亦声称吴佩孚不再以建立代议制政府为目标，而是旨在排除异己(20)。尽管如此，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甘露德仍在报纸上为吴佩孚鸣不平，表示由于曹锟热衷于和张作霖争夺地盘，使得即使欣赏吴佩孚个人勇气和智慧的中外人士都不再支持他，但冯玉祥发动兵变后，人们的同情心又倒向吴这边。甘露德直指有日本人参与政变的谋划，但由于政变的目的未能完全实现，冯玉祥未能获得日本人事先承诺的资助。他刻意强调冯玉祥的基督徒身份，继而断言“中国的基督教事业蒙上一层乌云，因为它牵涉进一场自民国建立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政治风波中”(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