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继1995年前后在中国大陆形成一波热潮后，近十年来又形成了新一波影响范围更大的热潮。这一次的情况和上世纪90年代很不同，一方面是这一研究获得了政府方面的大力支持，成百上千册的资料集一套套推出①，大大小小国际国内研讨会频繁召开，会议论文集不断出版，尤其是《抗日战争研究》《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抗战史料研究》等集中发表以抗日为主题的论文，再加上其他中共党史、革命史、历史刊物与社会科学综合性刊物，大陆地区年平均刊登的与抗战史有关的文章数量粗略估计就有一二百篇之多。受到这样一种氛围的推动，尽管是各说各话，近十年来海内外华人在这方面的研究、交流与对话，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其中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这几年观点不尽相同的研究群体各自结合，分别推出了三部多卷本的“抗日战争史”著述。② 各说各话的基础，是因为存在着自说自话的必要。学术性历史研究自说自话，看似不可思议，却并非不合逻辑。因为学术研究本来就是个人行为，且需要标新立异。因此，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就有自说自话的可能与空间。更何况历史真实的重建与还原，本来就存在因立场情感、道德伦理认知的不同，和不同时空条件下人们对史料史实认识与解读的不同，以至言人人殊的情况。 前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在英国学者沃特夫妇(Ian Ward and Norma Miraflor)的帮助下，撰写过一本自传体的记述他所经历的马共武装斗争历史的著作，书名就叫《我方的历史》。他所以要起这样一个旗帜鲜明地实属自说自话的书名，就是因为他和他过去的战友认为，马共从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到反抗日本入侵，再到战后重回丛林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在1989年被迫与政府达成和平协议，放弃武装斗争之后，不仅被人遗忘，而且被妖魔化了。在英国及其他的不少历史著述中，陈平和他领导的马共，甚至被描述成“杀人如麻的恐怖分子”，抑或被说成是冷战时期“共产主义阴谋之一环”。为了让世人了解马共及其几千名游击战士，不惜流血牺牲，数十年前赴后继坚持武装斗争的原因和经过，陈平认为他必须站在马共的角度来记述并解读他所经历、所看到和所理解的这段历史。③ 确实，读过这本书当能发现，不仅书中讲述的马共经历的一切，是我们很难从各种官方史书中了解到的，而且促使他们坚持反抗英国殖民当局的一些重要背景与事件，包括上世纪50年代初期英国殖民当局对待共产党反抗者的野蛮手法，即使在英国史书中也鲜有反映。④陈平以及马共其他在世领导人回忆录的出版⑤，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少人以往的印象，并使得围绕着马共历史真相问题的各种形式的考察、研究和争论浮上台面，这些确实有助于推进还原和重建历史真相的进程。⑥ 但是，基于“我方”的立场和认知，来还原“我方的历史”，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也存在很大缺陷。比如，在陈平的书中，读者就很难了解马共及其游击队以外的马来社会、政治、经济的历史背景及其族群关系状况，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非华人族群方面的情况以及华人社会内部的分歧与差异，甚至不清楚英国殖民统治政策变化与马来(西)亚独立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容易了解长期追求独立的马共何以会与马来(西)亚其他独立运动，包括与独立过程中的马来西亚政府无法协调，以至成为对立关系的种种原因。⑦这样，读者也就难以对马共不同时期的政策策略做出客观的比较和评价。而这也是过度借助历史当事人的视角来观察和了解“我方的历史”时很难避免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个人回忆，包括任何单方面的“我方的历史”研究无法替代专业历史研究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基于上面的例子不难看出，中国的抗战史研究恐怕也会存在类似问题。这是因为，既然名为“抗日战争史”，国人研究的着眼点自然集中在“我方”如何抗日，而不大重视考察敌方日本扩张侵略的原因和逻辑，不少研究者甚至只重视抗战中“我方”成功之处，对这场持续了八年的全面抗战为什么正面战场鲜有胜绩，为什么敌后战场多年只能以游击对敌，八年中敌我战力差距究竟如何，在不同时期不同战役及战斗中是如何表现的等等，都不大关心。尤为尴尬的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我方”，还有“国方”和“共方”之分。历史上的国共恩怨导致国民党方面的学者以国方为“我方”，大陆方面的学者以共方为“我方”，即使同做抗日战争史研究，大家多半也是各说各话，各写各文。同样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两岸及海外华人推出的三部“中国抗日战争史”，无论是叙事，还是观点、评价，依旧各唱各调。就连在当今资料开放度相对较高的战史研究方面，由于一些撰写者研究准备不充分，以致三部书中部分战史叙事的水准，相较于当今档案开放与研究进展程度，明显存在差距。几年前笔者对中国学者抗日战史研究不足的问题曾有所讨论⑧，几年过去了，情况似乎并无多少改变。 二、在台儿庄战役歼敌数字上为何众说纷纭 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长期以来，涉及中国抗战期间战果问题的研究，两岸的研究者大都习惯于依据各自一方刊布或发表的文献及回忆史料，不仅不重视研究日方的史料，而且国共两方研究者还往往不信任对方刊布的史料。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后，两岸抗战研究学者交流密切，但在涉及国共两方，尤其是在共方作战叙事及其战果等问题上，大家依旧既少共识，也缺乏基于国、共、日三方史料钩沉考据比较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乃至于对两岸学界基本肯定，且研究结论比较接近的台儿庄战役的作战与战果等史实的研究，迄今也还是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关战史资料比较匮乏时的研究水平上。前述三部“中国抗日战争史”，无论是在台儿庄战役作战经过叙事的准确性上，还是对战役双方战损与战果的说明上，多数资料运用和研究结论进展不大，少数新资料的使用和新观点的提出也往往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照越来越多涌现出来的新史料、新研究和新叙事，从学术角度需要商榷之处也很多。限于篇幅，下面仅举台儿庄战役歼敌数字问题来说明“我方”目前的这三部集体著作存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