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世班禅返藏是西藏近代史上颇受关注的事件。关于国民政府与九世班禅返藏政策，已有许多研究成果有所涉及，但大多侧重于30年代初期九世班禅的活动，或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西藏噶厦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在青海结古寺的生活。①即使涉及1935年国民政府与九世班禅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多侧重于较为简略的事迹描述。例如，魏少辉、皮明勇等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分析当时国民政府的整体西藏政策。而1935年国民政府内部不同派系、不同人物之间对于九世班禅和西藏政策之间的看法，以及政策形成的前后脉络、内部纠葛，则未有学术成果涉及。近年来，台湾“国史馆”公布了新的关于九世班禅返藏档案，迄今大陆学者鲜有利用之，本文拟以台北“国史馆”整理出版的九世班禅返藏档案文献《班禅返藏之路：西藏史料汇编》②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档案，对之加以研究。 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33年底圆寂后，西藏地方出现权力真空。无论对于中央来说，还是对在内地滞留多年的九世班禅行辕来说，这都是一个强化自身权力的契机。所以，从1934年开始，班禅行辕表现出了强烈的返藏意图，而周边藏区的宗教首领、西藏扎什伦布寺也积极支持班禅返藏。1934年2月21日，四川白利土司、甘孜瓦萨土司僧俗官员给蒙藏委员会呈报“盼班禅佛早日由中国起锡，早莅藏地”③。随后，青海土观、阿嘉、丹噶尔、桑曹萨、冷里瓦、兴萨等活佛以及各寺院的法台、左右翼盟长和王公、十族郎锁、绒日贡郎锁、刚咱千户等联合致电中央，声称当前“藏中主持无人，西陲可虑实深”，恳请“中央早促班禅大师入藏主持一切”④。西藏扎什伦布寺也称“班禅大师仍不回藏，民等犹失父母”，并派出丁吉活佛等接洽九世班禅回藏。对于九世班禅来说，虽然他以宗教首领和西陲宣化使的官方身份在内地活动，但成立一个正式的官方机构，才可有利于与中央和西藏地方接洽。于是1935年1月27日，他在内蒙古阿拉善旗，向中央称“以回藏在即，逼近西陲，宣化事务，日见纷繁”，特申请成立西陲宣化使公署。⑤中央支持班禅行辕的行为，给其回电赞道“中央倚畀弥深，民族团结益固”，同意公署成立，要求直属国民政府行政院，掌理“西陲宣化事宜”，下设总务处、宣传处。4月4日，公署再称“机关接洽事务日渐繁多，为办事便利计”，特设驻京办事处。5月18日，《西陲宣化使公署组织条例》由国民政府对外公布⑥，西陲宣化使公署就此正式成立。 为了争取中央的支持，九世班禅还向中央积极陈述宣化功绩、提出建藏思想。1935年3月19日，班禅向国民政府总结了其“宣化”功绩，“开诚宣化，团结五族，用报国恩于万一”，并且规划了其建藏思想、回藏计划等。第一，请中央派遣大员护送进藏，认为“此事不独关系国际观瞻，中央减权，且班禅今后之宣化、建设”。第二，请中央拨付回藏途中的经费，主要是所需“千骑驮”和人力运输的劳务费，“请早日决定补助入藏旅费”。第三，“略备”卫队，以资安全，而扬国威，特别希望中央选派军纪严明、武装整齐的部队来青海。⑦ 九世班禅在成立官方机构后，还开始购置返藏护卫武器。实际上，他在内地漂泊期间，一直秘密筹集武器，以此增强自身实力。根据代表十三世达赖喇嘛利益的西藏驻京办事处向国民政府的申诉电函，班禅属下之人历年购置军火，“其数至多”：1929年接收阎锡山赠予的1000余支步枪、加特林手摇机枪、驳壳枪和手雷等，并将之“窝藏”到内蒙古杨王旗贝子庙。1930年委托上海某洋行购置驳壳枪300支、子弹20万发。1931年，又通过蒙藏委员会驻印通讯处主任康福安(班禅属下堪布)，在印度购置军用品。此后又向德国订购40万元的枪弹。此外，还委托北平北新桥荣增和商号石铜匠在平津一带收买杂色枪支，石铜匠遭到北平保安队逮捕后，又在辽宁买枪2000余支。但是，九世班禅的返藏充满了艰难，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即来自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的抵制。 首先，噶厦对于九世班禅购置返藏护卫武器，颇为不满和紧张，向中央控诉道，班禅“既无管领地方之权，复无维护治安之责”，贮备这样多的武器“意欲何为”？还称班禅准备以武力扰乱西藏，攫取政权，污蔑川康藏纠纷即为班禅煽动所致、甘青藏治安也被其破坏，要求中央政府，“对于班禅购储军火，立予分别没收查禁”，并请将班禅安置在北京，以“遏乱萌而安边圉”⑧。噶厦还认为中央政府给予班禅的月俸过多，一月达万元以上，而导致班禅把这些钱用于“购储军火之资”，且班禅利用驻印通讯处，妄报军情，在全国“多设办公室，无非为购运军火之机关而已”。其次，噶厦对九世班禅返藏的路线提出反对。西藏驻京办阿旺坚赞、曲批图丹认为班禅“如由青入藏，则随带卫队，恐启人民惊疑，致生误会，所请取道青海，绝对不能赞成”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直苦于难以强化对西藏的治理，以为九世班禅返藏给其带来了曙光。从中央层面而言，1935年初，国民政府利用班禅返藏机会，可从顶层规划推进治藏思想。时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1935年3月病逝)向蒋介石呈送了有关《西藏悬案解决之方案》，并附上了《驻藏长官公署组织大纲草案》及《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办法草案》。其策略主要有以下两点：(1)仿照清代的驻藏大臣，设立驻藏长官；(2)班禅回藏后，仍驻扎扎什伦布寺，其与达赖关于政教的权限，均照旧制。⑩从蒙藏委员会方面而言，其驻藏人员也积极展开活动，尤其是驻藏的专员蒋致余工作积极负责，在拉萨到处打探情报。1935年4月2日，蒋致余向中央汇报了西藏兵力情况，涉及藏军“天”“地”“宇”“宙”“洪”“荒”“日”“月”代本的具体详情，以及扎什城、布达拉宫、三大寺所藏枪械情况。4月10日，他秘密勘察拉萨近郊建设机场情况，并前往噶厦，找到噶伦泽墨、彭休、哲康打探班禅回藏事宜。(11)蒋致余认为，噶厦所派僧官等前往西宁，名义上是欢迎班禅回藏，实则是侦察班禅动向，噶伦泽墨、彭休等重要分子两手准备，暗中在藏北布置抵抗班禅回藏，如果失败则准备逃向英属印度。(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