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各学历水平的在校生和毕业生数持续增长。每十万人口高中阶段平均在校生数从1990年的1337人上升至2017年的2872人；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阶段平均在校生数从1990年的326人上升至2017年的2576人（牟阳春等，2000：18；刘昌亚、李建聪等，2017：22）。教育扩张作为一项教育改革政策，几乎是世界各国提高劳动者生产力和收入的重要举措，而且各国政府都认为教育扩张能促进国家经济增长。 但是，教育扩张带来的积极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教育扩张的隐忧。一方面，教育机会的增速可能与相关劳动力需求的增速不同步，因此高等教育的扩张很可能会侵蚀大学学位的竞争优势（Brown，2001）。当本科学历越来越普遍时，如果没有足够的与之相匹配的职业，那么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可能会被迫从事低质量的工作。另一方面，教育竞争优势的下降可能会激化阶层再生产。虽然更多人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但是社会优势阶层在工作上仍然可能对弱势阶层进行排斥（洪岩璧、钱民辉，2008）。精英阶层会动用所有资源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加剧其他阶层的竞争（钱民辉，2004）。 许多关于教育和阶层分化的研究忽略了学历或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中相对价值的变化，也忽略了这种变化在代际地位传递中的作用。本研究将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引入“相对教育”理论假说，集中探讨教育相对价值在代际地位传递机制中的作用。首先，本文将概述既有研究中教育的绝对价值视角，并解释为什么相对教育的视角在代际地位传递中具有重要作用。其次，基于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利用《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公开数据，构造“相对教育”变量。最后，利用分层模型检验家庭背景对职业地位获得的作用是如何受相对教育影响的。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教育绝对价值视角及其述评 既往关于教育扩张影响地位获得的研究颇多，在阶层背景、教育成就与阶层归属三者关系研究领域，以往研究多是基于教育的绝对价值视角探讨教育扩张对教育机会和地位获得的影响。所谓教育的绝对价值（绝对教育），主要指受教育年限或受教育程度，其基本理论假定来源于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人每多接受一年的学校教育意味着对个人生产力多投资一年，受教育年限代表了劳动者的生产力水平（Welch，1970）。基于绝对教育的解释路径，教育扩张增加了高等教育机会，导致社会成员的绝对教育增加，继而提高了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可能性（Kalleberg，2011）。同时，教育扩张与市场化改革也会使劳动力市场越来越看重教育成就，阶层背景的决定作用将越来越小。不难看出，这一解释体现了现代化理论的逻辑，该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先赋性因素在子代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小（Treiman，2007）。近20年来，中国教育扩张不但增加了人们的受教育机会，还提高了子代的受教育程度（罗楚亮、刘晓霞，2018）。在教育扩张的同时，中国高等教育的收益率呈现持续且明显的增长趋势（方长春，2019）。总体上，教育扩张使自致因素越来越重要，不平等效应越来越弱（Bian & Logan，1996）。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以往绝对教育的理论假定为教育对社会分化的作用提供了经典的、有力的解释，但是这样的解释逻辑存在一定局限。 首先，忽略了教育价值的变化，视教育的收入效应或地位获得功能为固定的。人力资本理论假定学历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和技能，然而，劳动力人口中的技能越丰富，拥有该技能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就越低，其平均工资也越低。因此，即使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教育学历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对变化的（Shavit & Park，2016）。在社会分层与流动领域，布劳和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强调教育在社会再生产和社会流动中的主导作用，然而，很多研究发现地位获得的特征因同期群体的差异而变化，这说明教育的地位回报会随着不同的同期群体经历不同历史事件而变化（周怡，2009）。因此，就不同的同期群而言，教育回报也是相对变化的，绝对教育的理论假定无法解释这样的相对变化。 其次，就阶层归属而言，教育绝对价值视角下的理论解释有待进一步商榷。我国许多经验研究的结果表明，高等教育扩张并没有减弱由阶层背景主导的先赋性因素的影响。在我国，高等教育扩张并没有减少来自父母教育和阶层的不平等影响（刘精明，2000）。如果考虑高等教育内部分层的因素，那么我国教育体系的扩张与市场化改革使得优质教育资源更倾向于流向优势家庭的子女（丁小浩，2006）。家庭文化和经济资本较多的优势阶层子女主要接受高等教育，而处于弱势阶层的子女主要接受初等、中等教育（郭丛斌、闵维方，2006）。这些研究的解释机制主要在于制度变迁和市场化改革，但是，教育仍被视为一种蕴含绝对价值的人力资本变量，而这种绝对属性实际上无法随着制度变迁而变化。因此，由教育的绝对价值（忽略教育的相对价值）得到的理论诠释还有待进一步检验，需要更深入地探究其他潜在机制。 （二）“相对教育”的理论视角 1.教育作为一种位置性商品 “相对教育”的理论假定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路径。相对教育的基本含义是劳动力市场中学历或文凭竞争优势的相对变化。赫希最早确定了教育的位置性商品（positional good）概念，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Hirsch，1977）。赫希认为如果一件商品的价值由他人使用的负向价值决定，那么该商品被视为具有位置性属性。比如，高等教育学历的优势取决于同期群体的教育水平高低。随着制度变迁，教育已经从主要是一种绝对人力资本属性商品转变为一种本质上具有位置性属性的商品（Bills，2016）。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教育视为一类投资性商品（Blaug，1987），这与位置性商品的概念类似。具体而言，在相同条件下，如果一个人想获得更好的工作，他需要比其他潜在求职者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随着教育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较高水平的教育，为了筛选出更好的求职者，雇主会提高教育水平的入职资格，导致部分求职者仍然无法就业。因此，有学历的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受到同等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同期群的影响。比较典型的是我国的中专学历，兴办之初，中专毕业生能进入专业技术阶层或管理阶层，但是相较于1990年，2000年中专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其他毕业生相比下降幅度最大（刘精明、张丽，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