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韦伯与尼采的关系：继承还是转变？ 1920年2月，在与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讨论之后，韦伯与他的学生有一次“诚实”的交谈。韦伯认为现代学者，尤其是哲学家，其诚实性可以通过他们对尼采和马克思的态度来衡量（Hennis，2000：149）。 因此，尼采对韦伯的影响也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有关尼采对韦伯学术生涯影响的研究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承认尼采对韦伯的影响，并积极寻找韦伯作品中尼采的痕迹。韦伯关于“专家没有精神”的论述，被认为有着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式的语调①（Kent，1983）。而这种尼采式的嘲讽更直接的论述则来自《科学作为天职》，他嘲讽那些“歌颂科学是通往幸福之路”的“末人”②有着天真的乐观主义（Weber，2004：17）。尼采“平庸的现代人”的论断影响了许多社会学家，亨尼斯就这一点展开了关于哲学化韦伯的诠释，指出韦伯的核心是个人的生活样式（lebensführung）如何被外在社会秩序（即经济、政治和宗教秩序）所塑造。这构成了韦伯关于“人的科学”（science of man），其目的是确定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命运（Hennis，1988：235）。尼采与韦伯关于人的境况的诊断，是“上帝死后”现代人所面临的困境，当基督教的伦理不能再对人发挥作用之时，尼采认为任何人可以为任何事情做辩护（Strong，2013：137）。这种辩护呈现的阶层特质是尼采道德和阶层心理的神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关注，这对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及其对社会团体和社会封闭（social closure）的分析有着重要影响（Turner，1996：158-159）。而这其中涉及的“权力-政治”观，被认为是深受尼采的影响；尼采关于人类伟大而非幸福的呼吁，在韦伯这里体现为一种民族主义立场（Aron，1971：92）。但这种“权力-政治”观被认为缺乏对情感力量的关注，特纳认为这种力量正是“怨恨”（Turner，2011）。 另一派则否认尼采对韦伯有实质性的影响，认为韦伯已经彻底摆脱了尼采，开拓了自己的研究途径。如施路赫特不认可亨尼斯的哲学化解读，认为其缺乏明确的文本之间关联的证据，不过是研究者的主观推断；他认为即使有，尼采的批判性视角在韦伯这里也发生了转变（施路赫特，2001：262）。施路赫特更是对此类追寻韦伯作品中尼采痕迹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这恰恰证实了韦伯所批判的那种科学领域业余爱好者的“半吊子作风”，在他看来，韦伯从尼采那里汲取了富有创见的观点，但是最终将尼采归入业余爱好者和布道者行列（施路赫特，2001：271）。相比施路赫特，拉德考（Joachim Radkau）的观点则更为激进，他认为韦伯明确论述尼采的内容很少，并且以贬损为主；他借助鲍姆加登（Eduard Baumgarten）复述的韦伯在齐美尔《叔本华与尼采》一书中的边注③，指出韦伯不论在哲学上还是在做人方面都彻底拒绝了尼采；由此他进一步指出，韦伯发现与同胞之爱的共产主义魔力相比，尼采对于基督教的攻击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和狭隘的（Radkau，2009：167）。 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尼采对韦伯的影响，我们都无法忽视尼采是韦伯思想上必须要面对和回应的先辈，这一点韦伯自己也没有回避，其关键则在于韦伯的回应方式。在《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韦伯对尼采的“怨恨”有直接的论述，并就怨恨在宗教中的解释力进行了批判性分析。特纳注意到这一点，但并未就怨恨概念的内在理路进行探讨，而是将其应用于现代社会中的阶层分析。面对韦伯，无论采取何种立场，或许与他一起发问，才是其思想的真正“精神”（李猛，2001：116）。怨恨在尼采那里有着丰富的内涵，是批判犹太-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工具，而韦伯对这一概念的批判与继承有着清晰的层次，并形成了自己理解基督教文明的独特理路。因此，本文将回到尼采本人及其所处的时代来梳理怨恨概念，并结合韦伯有关怨恨的论述，回应“韦伯与尼采关系”的讨论，进而探讨二者在研究方法和学术立场上的差别。 二、敌基督教者与敌反犹主义 犹太人问题历来是欧洲学界关注的重点议题，进入现代，其核心体现为“犹太人的认同”问题，这同时也是欧洲人的问题，即在欧洲社会转型时期，欧洲人如何理解自己的认同、未来以及生活的意义。由此，对犹太人问题的讨论所折射的是欧洲人对自身的理解。在德国，犹太人问题是黑格尔学派的经典议题（德勒兹，2001：188）。黑格尔认为犹太教是理解基督教革命的背景，而欧洲文化则是世界历史的核心和基督教文化的本质，他试图以哲学的方式理解世界的本质和起源（Yovel，1997）。就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而言，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④认为基督教乃是犹太教的产物；德勒兹进一步指出后者承袭并完成了前者的工作（德勒兹，2001：194-195）。犹太人自从被罗马人灭国、毁庙之后，便开始了历史上漫长的流亡生活，伴随着法国大革命，犹太人开始进入现代世界，并主张他们的权利。与此相应的是一种“反犹主义”（anti-semites）情绪的兴起与发展，到19世纪，整个欧洲，尤其是德国，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反犹主义浪潮已经具有明显的独立特征。尼采的周围也充斥着反犹主义者，其中包括他的妹妹及其丈夫；而他一度极为崇拜的瓦格纳，则是19世纪的反犹主义领袖。这些智识领域的犹太教与基督教的探讨，以及社会中的反犹主义浪潮，构成了理解尼采思想中批判基督教的重要线索。 尼采哲学中的一项任务是对黑格尔的批判。被黑格尔认为创造了真理、文明、精神的苏格拉底、摩西、耶稣等人，在尼采看来都不过是堕落和颓废的象征，包括他自己的上帝。尼采认为这种颓废有两个来源，即理性的形而上学和基督教，前者产生于希腊，后者来自古犹太教。因此他需要解释犹太教，以及苏格拉底哲学，以揭示现今文化的堕落。为了明确批判的对象，尼采区分了犹太教的三个阶段：第一，旧约时期，此时犹太人的生活和宗教态度是自然的、此世的，基于自我肯定的，这锻造出他们自己面对世界苦难的方式；第二，圣庙和教士时期，此时奴隶道德横行，导致基督教价值的巨大颠倒；第三，离散时期，此时的犹太教带有旧约时期的印记，如理性化，这对于欧洲人来说是福音，他们有能力对基督教价值进行重估。尼采要批判的，正是犹太教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此时的犹太祭司构建了民众与上帝之间的“主奴”关系，其精神是消极的和服从的，即一种精神疾病和腐败。这是基督教产生与发展的起点，也是道德中奴隶反叛的起点。而对于进入现代时期散居的犹太人而言，黑格尔认为他们的生活是无意义的循环，而尼采则认为这是人类的伟大经验。犹太人否定了耶稣之后开始了流亡生活，他们在苦难和忍耐中提升自己，他们因此获得了历史的深度和存在的力量。尼采想要将犹太人的这种精神注入他眼中酒神式的欧洲世界，作为基督教和其世俗形式如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的解毒剂（Yovel，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