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特别是在二战后，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一源自欧洲的国家形态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许多问题和灾难也与之伴生。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和跨国政治实体都在向纵深发展。因此，学界关于民族国家是否已经衰落以及是否还有未来的讨论经久不衰。以“民族国家的终结”（the end of the nation-state）为专题的著述层出不穷；讨论者中既有像哈贝马斯（Habermas）、吉登斯（Giddens）、曼（Mann）、哈维（Harvey）以及卡斯特尔（Castell）这一级别的西方学者，也有许多非西方国家的思想家；各种关于超越民族国家的理论探讨和乌托邦式想象屡见不鲜。本文将对比二战后出现的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实际案例，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出发，考察它们的性质、采取的路径、不同的路径导向的结局及其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 在展开讨论之前需要指出，绝大多数的学者在讨论超越民族国家时，都没有区别内部超越与外部超越。理想型的民族国家包含内外两个层面：对内，民族国家的理想模式是一族一国（one nation，one state），即在一个由共同的语言、文化、民族或政治认同联结在一起的民族的基础上建立的国家①，此国家在其疆域内拥有处理政治事务的最高权力，其权力凌驾于其他任何组织之上；对外，民族国家体制意味着如下的国际关系模式：各国之间领土边界明晰，各国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Anderson，2006；Breuilly，2013）。据此，检视对民族国家的超越也需要从两个层面来看，即对国家内部组织形式的超越（即内部超越）和对以主权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关系和秩序的超越（即外部超越）。现代国家是在各种国家传统以及各式各样的类国家政治组织的历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现代国家虽以民族国家为理想型，但许多国家并没有发展成一族一国的状态。笔者将这种对一族一国的国家形式的超越称为内部超越。当前学界对内部超越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笔者将另有专文来探讨此问题。本文聚焦外部超越，选取二战后的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实践案例进行深入考察。 二战之后，传统殖民帝国纷纷解体，去殖民化运动如火如荼，民族国家跃升为世界政治舞台的主体行动者。不过，我们需要看到，二战后的这一历史阶段，一面是民族国家获得并持续占据国际体系主导地位，另一面其实也涌现出不少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行为。以往文献往往强调前者，而忽视了后者。此外，虽然直至今日民族国家依然牢牢占据国际体系的主体地位，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帝国等其他国家形式相比，它存在的时间不可不谓短暂。总之，我们不能因为自身生活在民族国家体系当中，就视之为必然和因然，视之为“历史的终结”。我们应该对此保持更为开放的心态。 二战以来出现的外部超越实践，其各自的发展路径和结局并不相同。本文选取了欧盟、苏东集团和美国式帝国（尤其在“9·11”事件之后）这三个案例进行分析。选取这些案例主要有三个考虑：一是它们都对世界历史有重大影响；二是它们结局相异，适合进行比较；三是它们代表着不同的外部超越路径：欧盟是从经济整合入手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苏东集团一开始就试图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全面整合，“9·11”事件之后的美国在干涉他国主权方面大大加强了力度，一度从一个非正式帝国发展成了正式帝国。②对这些案例的探讨将聚焦于以下问题：这些外部超越的实践中，哪些更具广度，哪些更能向纵深发展，哪些更能持久，为什么？ 一、民族国家的发展及其弊端 自有“国家”这一政治形态以来，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国家形式，诸如城邦国家、城市联盟、封建王国、神权国家、帝国，等等。民族国家是诞生于欧洲的一种特殊国家形态。学界往往认为其可以溯源至1648年订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③和约所包含的主权概念，各国领土不受侵犯、内政不受干涉等原则在19世纪后发展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政治原则。同时，和约重申了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中的“教随国立”原则，即由君主来决定臣民的宗教信仰。这一规定推动了一国疆域内的民众在信仰上的统一化，大大促进了一国之内民众的同质化进程。不过彼时欧洲民众并未建立起对国家的认同感，也就是说，一个个对应于地域的“民族”尚未诞生。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帝国扩张对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兴起起到了关键作用。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理念在法国大革命后逐渐深入法国普通民众之心，赋予了他们对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激发了他们对这一共同体效忠的情感。随着拿破仑的铁骑横扫欧洲，民族国家这一形式扩散到欧洲各国。一方面，新获得的身份认同唤起了法兰西民族前所未有的激情，为法国带来了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从而刺激了各国模仿这种崭新国家形式的欲望；另一方面，法国的入侵又激发了德国、西班牙、俄罗斯等国的民族主义思潮（Breuilly，2013；Rowe，2013）。与此过程相似的是西方殖民扩张所引发的全球范围的民族国家建构。面对西方的扩张，各国的精英试图将自己的国家纳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以西方发明的主权国家原则来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西方的扩张与殖民亦刺激了各国精英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进行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民族主义同时也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帝国经常出于各种地缘政治的原因在他国的非统治族群中培养和煽动民族情绪，鼓动这些族群的独立建国运动，以给对手国家制造麻烦。同时，大国势力在相互争夺过程中的力量起落造就了各式政治机会，这些机会也会给所涉地区的少数族群精英以追求独立建国的希望。两次世界大战是民族国家跃升为全球范围内主导国家形式的关键事件。一战导致奥斯曼、奥匈等帝国解体；二战使德、日、意大利等多个帝国垮台，英、法、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等帝国随后亦从殖民地抽身而退，去殖民化浪潮风起云涌。在传统帝国的灰烬中，民族国家纷纷涌现，终于成为国际政治中最为重要的行动者（Burbank & Cooper，2010；Wimmer & Feinstein，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