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不仅表现在理论译介层面上，更重要的，它是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学术论争而得到深入的渗透、传播和接受。在国内，围绕着刘禾的“国民性话语”所引起的学术讨论和争议，恰是后殖民批评在中国的一次理论旅行过程。 关于美国华人学者刘禾的“国民性话语”论争，最早起源于文学杂志《收获》所发表的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2000年第2期)一文，这篇文章试图证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一方面的确对激励民族自省具有重要的历史功绩，但另一方面又忽视了“国民性”概念在其产生之初，就充满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方主义”歧视和偏见。这篇被视为贬损鲁迅的文章很快引来巨大争议，而且较早的回应文章，如张全之的《鲁迅与“东方主义”》(《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期)就从后殖民主义批评的角度来看待冯骥才对鲁迅的批判。但在2002年，杨曾宪发表《“质疑国民性神话”》一文，指出冯骥才的文章其实是在美国华人学者刘禾的国民性批判的影响下写成的。尽管目前暂无明确证据表明这种直接影响关系，但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在核心思路和观点上，与刘禾最早发表于1993年的《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的确有着高度的相似性。由此，刘禾的国民性话语批评开始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并逐渐受到人们的批判性反驳。① 不过，这次国民性话语论争的转折，出现在贺玉高发表于2016年的《“国民性”论争与当代知识界的二元对立思维》。这篇论文重新梳理了此次论争的来龙去脉，对其中涉及的学者在文章中的不同观点和立场进行了细致的学理剖析。并指出，刘禾对鲁迅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在中国学术语境中受到了极大的误解和误读，而且，误读的深刻原因在于国内学者包括刘禾本人都受到了长久以来“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的支配和影响。更重要的是，贺玉高将国内学者对刘禾的批评视为启蒙主义派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因为“刘禾是在否定西方的基础上肯定鲁迅的，而批评者是在肯定西方知识的基础上肯定鲁迅的”(贺玉高42)。在贺玉高看来，这一分歧正是刘禾的国民性话语受到国内学者的群体性误读的更为根本的原因。由于陶东风对刘禾的批判也被贺玉高划归为启蒙主义派对后殖民主义的“误读”，因此，陶东风撰文对贺玉高进行回应性的批评。在《鲁迅颠覆了国民性话语么?》中，陶东风否认其对刘禾的误读，而且在更为细致解读刘文的基础上，揭示了刘禾的诸多矛盾之处。他认为刘禾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呈现出一种极端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拜物教和知识论虚无主义。他说： 我和刘禾在国民性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不在于是否承认国民性话语的西方影响，而在于这种影响达到什么程度，除了西方影响，国民性是否还有中国本土知识、特别是中国社会现实的影响。更重要的分歧是：我认为国民性话语的“出身”不是一个重要问题，重要的是，是否存在国民性的事实以及这种国民性是不是应该批判，换言之，我认为国民性的事实比国民性话语的“出身”更重要，而刘禾的态度正好相反：不问事实只问出身，因为在她看来事实根本就是话语的建构物[……]刘禾文章的根本问题在于其秉持的极端后现代主义立场导致了知识论虚无主义，从而无法谈论一个实质性问题：国民性到底是不是一个事实?它到底存在不存在?(42) 本文认为，陶东风这篇新近的回应文章将国民性话语论争推到了一个新的学理高度，尤其在揭示刘禾的国民性批评悬置事实经验以及用话语权力替代事实判断等问题上是一针见血的。但是，在刘禾的“国民性”争议中，始终有一个视域盲区受到批评者的忽视，那就是，刘禾对鲁迅的后殖民批评何以如此偏重于考察话语的知识生产过程，乃至于在理论实践中以悬置事实和经验判断为代价?刘禾的国民性话语批判，与其跨语际实践理论之间是什么关系?刘禾作为美国华人学者，其后殖民批评与美国文化研究的发展是什么关系?而她的批评实践所产生的问题是个人性的，还是文化研究乃至美国华人学者文化批评实践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当然，陶东风、贺玉高等人的文章都提到刘禾的美国华人学者身份，但是基本没有对这一身份背后可能存在的知识生产机制作进一步的分析和阐释。 我们首先需要回到关于国民性话语论争最早的起点，就是刘禾所发表的《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其在1993年被陈平原主编的《文学史》第一辑收录。②巧合的是，美国华人学者在中国香港所发表的，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两个文献，时间同样也是在1993年。这两个文献，一个是李欧梵在《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③此文借鉴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概念，以探讨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化问题：自晚清以降，知识分子如何开创各种新的文化和政治批评的“公共空间”?李欧梵发现了报纸副刊对于中国晚清社会逐渐开辟的言说空间具有的重要意义，并开启了海内外学界对“文学现代性”的追寻以及国内的报章媒介文学研究。1997-1998年，国内学者王晓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中、下三卷)和第四卷《批评空间的开创》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这一文集收录了不少美国华人学者的批评文章，而且第四卷《批评空间的开创》正是对李欧梵文章题目的直接借用，其意义不言自明——“批评空间的开创”，不仅是对晚清文学与文化生态的一种概括，也对20世纪80-90年代的文化生态和文化空间的开拓有着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