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21)5-0047-26 当五四运动爆发时，中国在欧美和日本的留学生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群体，他们在这个运动中也扮演了活跃的角色，影响到当时中国的政治和外交。这些留学生由于接受西学教育，受到杜威(John Dewey)、罗素(Bertrand Russell)等西方思想家的影响，眼界比较宽广，具有爱国热情，了解世界大势，反对专制，追求民主与科学。美国历史学家韦慕霆(Martin Wilbur)为周策纵关于五四运动的专著所做的书评中便指出：日本自1895年以来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导师”，而西欧和美国的角色是模糊的，其实很多改革的领袖是在法国、英国和美国接受教育的②。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教育和文化变迁的研究很多，本文主要根据这个时期美国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也就是说通过这些报道来看中国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教育与文化的变迁，以及可能对中国未来所发生的影响。五四前后的中国，是一个知识精英驰骋的舞台，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教育、思想和文化继续在剧烈地改变着中国，可以说这一阶段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在政治上，中国处于一个极不稳定的时期，但是也可能就是这个政治的不稳定，中央政府的衰弱，给中国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扮演重要角色创造了机会。美国的新闻媒体，也关注到了中国教育和思想文化界的这种变化，并对这些变化进行了报道和分析。 从这些报道可以看到，美国媒体关心的是中国的政治、教育和经济的现代化。一战后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制度、文化存在着很强的认同感，这也是杜威和罗素在五四前后盛极一时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巴黎和会带来的国人对美国的极度失望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接受经由苏俄介绍进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分化，对各种思潮和道路的选择，视他们的个人经历、政治态度、教育背景等因素而各奔东西。他们是主张用革命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现存制度下的改良道路，取决于他们所接受的思想、对当时中国的认识以及对未来中国的愿景。 这些报道是通过第三者的角度，而且更具有国际的视野，超脱党派的争论，因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由于这些报道是出于西方人之手，看待中国的政治、社会、教育与文化，难免是从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出发。但也正是这样，所以他们的观察和评论，对我们今天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你们无法避免社会变革” 五四运动爆发时，杜威正在中国讲学，所以他能够亲眼观察这个运动及其发展。周策纵指出，从一战爆发到1919年的这段时期，是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时候。在此期间以及随后的几年中，像杜威这样的西方学者被邀请至中国讲学，这个事实就是一个明证。的确，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一场西化运动；从根本上来说，排外主义与五四运动的取向是相对立的①。 杜威中国之行是几位曾经师从杜威的中国学者热心努力的结果。杜威先是在日本讲学，于1919年4月30日偕夫人抵达上海，受到留学欧美归国的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的迎接。5月3日和4日，他即在江苏省教育会(位于上海西门外)作了题为《平民主义之教育》的演讲，由蒋梦麟担任翻译。之后，他前往杭州，5月7日在浙江省教育会做了《平民主义之真谛》的演讲。五四运动爆发后，杜威为了就近观察中国，决定延长原定的短期旅行，直至1921年7月24日方回到美国，在中国待了两年又两个多月。其间他在中国11省作了200多场演讲，受到了热烈的欢迎③。 当他在上海讲学之后，许多学生又跟到北京听他的讲座。在北京，“他的课堂总是被热切的听众们挤满”。杜威的职业教育和实用主义的观点，在当时中国的影响力很大，“是当时年青一代中国人运动进程的主要因素”。人们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感到新鲜，尽管中国人“天生对这些作为工程学、生物学基础的精密的智力训练并不感兴趣，但爱国主义情绪使得中国的年轻人去学习这些他们不喜欢的事物”，以便于他们“武装自己的头脑，发愤图强”，去学习一些他们觉得“有助于祖国发展的东西”④。 《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全程报道了杜威的访华，还发表杜威专门为其撰写的文章。在杜威来华一年多以后，该刊发表了一篇题为《约翰·杜威在中国》(John Dewey in China)的报道，指出杜威以这种游历讲学的形式，接触了不少的中国人。讲学的内容被译成中文，刊登在中国的报刊杂志上，据估计他所讲授的内容以口头、笔录和刊印等形式流传。文章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美国通过杜威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奉献给了中国，向中国人说：“你们无法避免社会变革，你们需要社会变革。”⑤ 杜威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因为“在一个权威教条作为信仰的国家中，质疑是一个新时代的预兆”。过去，东方对西方的兴趣集中在欧洲和美国的物质文明，在于机器和武器方面，并不认为西方还有更胜一筹的东西。但是在五四运动后，“西方的观念和思维模式比西方的舰艇和蒸汽机更重要的想法，才变得普遍起来”。学生对西方知识的渴望，有利于“讨论和批判典型的中国的信条和制度”。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在中国有着现实的意义，例如中国从日本那里传入了“集会法”(the law for assemblies)的概念。一个社团向北京警方申请成立集会的许可，其目的是讨论“世界思想的新的潮流”，但当局拒绝给予许可，“认为新潮流必然是布尔什维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讨论这些问题“是危险的”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