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21.05.16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21-09-03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CN 33-6000/C 为什么教科书中的传播理论几乎都是西方人提出的?20年前，传播学者们曾尴尬地发现，教科书中竟然找不出一个公认的亚洲传播理论[1]2，更不用说华人/华夏传播理论了。几年前，李金铨教授依然指出：“我们离理论华厦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但至少应该开始添砖加瓦。”[2]146贾文山和田德新两位教授则认为，已经有了基于中国文化脸面观的“面子谈判理论”，只是姗姗来迟，从初次提出到理论成熟经历了111年(1894-2005)。他们还进一步认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具有能创造或启发远远超过一个或几个人际传播理论的丰富资源[3]621。这究竟是不切实际的虚幻期待，还是令人血脉偾张的现实图景? 一、一个有待整合的华夏人际传播理论：礼物、人情与关系(1939-2013) 本文试图沿着上述问题和思路接着探讨：另一个华人/华夏人际传播理论“礼物、人情与关系”理论，在经历了近75年(1939-2013)的演化①后也呼之欲出，但离最后的生成尚有一步之遥。该理论的主体架构来自多个学科(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涉及众多华人学者(费孝通、黄光国、金耀基、杨联陞、阎云翔、杨宜音、翟学伟等)的贡献，传播学者也有参与。不过读者或许会疑惑：礼物、人情、关系和传播理论有什么关系? 对此，有必要先说明礼物与传播的关联。礼物虽曾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4]10-20，但人类学与传播学在问题意识上颇有共通之处。一方面，人类学家不仅关心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人如何与(礼)物关联；也关心以客体为中介的主体间关系，即人如何通过(礼)物而与他人关联。因而在人类学家看来，礼物创造的联结就是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4]11。另一方面，无论是主体与客体关系，还是主体与主体关系，都是传播学关心的问题。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传统就聚焦客体与主体(媒介与受众)关系，而近年来的研究又逐渐关注(经由媒介所中介的)主体间关系(例如粉丝与粉丝、粉丝与明星/主播的关系)。在彼得斯看来，“媒介不仅仅是一个渠道，而且是一系列的人际关系”[5]72。他甚至将传播直接界定为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包括自我与自我、自我与他者、亲近和疏远的关系[5]15。 由于我们很难透过研究对象的差异看到两者问题意识的关联，礼物才看似与传播无关。但彼得斯洞若观火，借助布尔迪厄对礼物馈赠的探讨来说明交流的深意。布尔迪厄认为，礼物交换关系受两方面约束：交换物的差别和交换行为发生的时间差。如果交换物等值，交换行为不同时发生，相当于借贷；如果交换物不等值，交换行为同时发生，相当于贸易；如果交换物等值，交换行为同时发生，则相当于拒绝[5]83-86。换言之，礼物交换的功能在于“维持一个丰富的社会网络”，最直接的要求是回避“眼前的对等互惠”，才有可能转向“更高层面的、更长远的对等互惠”。所以实际的运行“靠的是遵循公认的规则，而不是严格的对等互惠”[5]84-85。礼物馈赠对彼得斯的启示在于，交流中的对等互惠的愿望虽无可厚非，但生活中不必要也不可能处处对等互惠，更不能将其作为交流必须遵循的唯一原则[5]86。彼得斯进一步启示我们，与其奢望或高扬“心连心”，不如实实在在地“手拉手”[6]80。 而要说“手拉手”，礼物其实一直在扮演这样的角色，它是建构、维系主体间关系的传统媒介物。恰如人类学家萨林斯所言：“如果说朋友创造了礼物，那么礼物也制造着朋友。”[7]215此言引起不少传播研究者的共鸣：礼物正是“关系联结的中介或关系发生和延续的载体”，人们经由礼物交换的仪式分享意义并建构关系[8]47-48。随着虚拟礼物的出现，传播学不仅同时在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上与人类学有了交集，也开始广泛吸收后者的礼物研究成果②。 然而，传播学和人类学在共通的交汇点之外依然存在较大的差异。传播学者往往聚焦媒介技术，却忽略了人类学家的关键旨趣——“所有的礼物形式都是文化建构物”，确切地说，“尽管礼物交换存在于所有的人类社会，其形式却依据其所植根其中的特定文化而千变万化”[4]205。阎云翔指出，无论是莫斯从毛利人中发现的“礼物之灵”[9]18-21，还是韦娜在美拉尼西亚人中提炼出的“不可让渡”③，都难以解释中国人的礼物交换实际[4]223-229，但国内传播研究者鲜有这样的文化自觉④。关于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说得透彻：他赞同韦伯所言，文化是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而对文化的分析不在寻求规律，而在探求意义[10]5。他由此提出人类学的“科学想象力”[10]17，旨在区分人类相似行为背后的不同意义，其方法便是“深描”[10]7。 在此背景下，凯瑞成为连接两大学科的中介。一方面，他接续格尔茨“文化的解释”，指出人类往往以各种符号类型为中介[11]57，创造出千差万别的文化形式和多重现实。另一方面，他又开辟“作为文化的传播”路径，更关注作为文化的人“以符号形式对经验进行层层叠加”，即使媒介技术也呈现出文化特性[11]58。他由此重新界定：“传播是一整套社会实践，它以概念、表达方式和社会关系为切入口。这些实践建构了现实(或是否定、改造了现实，或是用仪式展现了现实)。”[1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