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1)08-0060-10 20世纪50年代，海德格尔(以下简称“海”)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手冢富雄教授(以下简称“日”)曾经展开一场对话，谈到在“现代的技术化和工业化已经席卷了全球”的“全球化”语境之下，东方世界大量引入了欧洲世界的概念—— 海：……这样一来，尽管有种种同化和混合，但一种与欧洲人的此在的真正交往却并没有发生。 日：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海：我们可以如此绝对地下这个断言么? 日：我是敢下此断言的最后一人了，要不我就不会来德国。但我总是感到某种危险，显然，九鬼伯爵也没有克服掉这个危险。 海：您指的是何种危险呢? 日：那就是我们受到欧洲语言精神所具有的丰富概念的诱惑而走岔了路，把我们的此在所要求的东西贬低为某种不确定的和乱七八糟的东西了。① 这段对话引发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文化交往可能吗?”“文化交往何以可能?”对此，海德格尔与手冢富雄的态度并不乐观。海德格尔认为：“尽管有种种同化和混合，但一种与欧洲人的此在的真正交往却并没有发生。”手冢富雄则认为，“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甚至带来了一个难以克服的“危险”：“那就是我们受到欧洲语言精神所具有的丰富概念的诱惑而走岔了路，把我们的此在所要求的东西贬低为某种不确定的和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大量引入欧洲世界的概念之后，东方“此在所要求的东西”不仅被贬损为“某种不确定的和乱七八糟的东西”，自身的文化失去了确定性而受损；而且，情况可能还更糟——海德格尔认为“把所谈的一切都欧洲化了”的“对话”之危险“隐藏在语言本身中，而不在我们深入讨论的内容中，也不在我们所作的讨论的方式中”；即便像九鬼周造精通德文，法文和英文也非常好，“能用欧洲语言来表达所探讨的事情”，但在探讨日本“粹”之美学精神或道说东亚艺术和诗歌的本质时，海德格尔说：“日本的语言精神对我是完全锁闭的；而且今天也还是这样”，用手冢富雄的话说，则是这种“对话的语言不断地摧毁了去道说所讨论的内容的可能性”。② 如此看来，“对话的语言”成了“文化交往”的关键所在，“文化交往”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沟通之中介的翻译艺术：面对东亚的艺术和诗歌，倘若翻译“把所谈的一切都欧洲化”，通过翻译根本理解不了东方文化(如日本美学的“粹”)，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解与交流。事实上，译入语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翻译。海德格尔与手冢富雄都对翻译表现出明显的不信任。这里，翻译的语言主要指英语、德语、法语等欧洲语言。那么，面对西方的艺术和诗歌，用以翻译的语言如汉语、日语等东方语言又如何呢?会不会类似地“把所谈的一切都东方化”呢?通过东方语言的翻译能真正理解西方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海德格尔将东西语言之间对话的不可能比喻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对居住之人所造成的隔阂：“早些时候我曾经十分笨拙地把语言称为存在之家。如若人是通过他的语言才栖居在存在之要求中，那么，我们欧洲人也许就栖居在与东亚人完全不同的一个家中。”“一种从家到家的对话就几乎还是不可能的。”③ 语言是存在的家，东西方语言是根本不同的东西，人们栖居在两种语言之中，彼此的“对话”亦即“文化交往”可能吗?如果可能的话又应怎样具体展开呢?在东西文化碰撞、交流与创生的过程中，那些影响各自文化的重大概念、范畴，何以可能也在彼此的世界里具有同样重要的社会形塑和人心再造的力量?我们如何形构一种理想的言说语言? 海德格尔与手冢富雄不信任“对话的语言”，以为它造成了彼此的“遮蔽”，“摧毁了去道说所讨论的内容的可能性”，这实际体现了彼此关系性的一种缺失，而视之为两种毫不相干事物之间的“抵触”或“对抗”。海德格尔在与手冢富雄的对话中，无意中还是流露出一种语文霸权，或多或少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子。 “文化交往”的“和谐”状态，不是全球性的整齐划一，而是同中有异、求同存异，保持差异性。事实上，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性的、生态性的存在，只是因为东西方彼此的关系不够和谐，或者和谐的程度不够，才造成了双方的“误解”乃至“冲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重的，譬如，语言与思维方式的隔阂，文化身份的不平等，东西方教育的缺失，相互了解的匮乏，等等。 语言与思维互为表里。如洪堡特所言，民族语言就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母语与思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同构关系。④任何一种言语活动都粘连着思想，粘连着智慧，语言结构如实反映了思维的结构、逻辑的结构和文化的结构。“沃尔夫假说”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母语的结构决定了人们构建其生活经验及世界观的方式。⑤东西文化之间的对话，先得克服“西方中心主义”，才有可能去了解、把握“异己”的文化。 就人文科学而论，日本国际知名的东方学家、比较思想家中村元(1912-1999)指出，中国人非论理的性格，对语言使用规则不关心，“使中国人抛弃了文法学的尝试……在中国的国语学，关于文字、音韵、语释、语汇皆有绵密的考察与广泛的编辑；但关于文法学或文章论(syntax)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典籍”。⑥汉语携带着大量古老的文化信息，有很顽强的文化性。对于汉语的研究，启功先生主张“以英鉴汉”，反对“以英套汉”，因为西方的“葛郎码”即各种语法理论解释不清楚许多重要的汉语现象：其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骈文等；其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在主、谓、宾中常有省略；其三，汉语的词无词性，太活，太滑等。⑦因此，正如英国东方学家塞斯所言：“要是我们不把欧洲语法的那些名称术语连同那些名称术语所表示的概念一起抛弃的话，我们就永远不会了解汉语语法。”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