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真理=现实，这一等式把主观和客观世界结合成一个对立统一体。在这个等式中，理性是颠覆性力量、“否定性力量”，作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它确立了人和万物的真理，即使人和万物成为其真正样子的条件。①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理性=真理=现实”，马尔库塞以一个简单的等式，勾勒出现代社会人类理解现实的思维逻辑。人们借助将现实理解为合理，力图证明理论和实践的真理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条件。在理性与现实之间，人们借助认知实践建构出真理概念，以此证明人类认知产物的客观存在性。科学技术成为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赋予生命意义，使人安宁，使人获得道德上的满足，甚至使人产生不朽的感觉。②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尝试将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和公共政治，寻求对人类社会的技术治理(Technocracy)，并由此演化出以科学管理和专家政治为特征的技治主义(Technocratism)思潮。③伴随科学技术的创新传播，技治主义在现代社会获得了大量拥护者和践行者。技术的理性光辉，让人们无时无刻不感觉自己是理性生物，我们理性地去思考、去改变、去创造。虽然有学者提出要警惕技治主义的技术至上倾向，但从社会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到文化领域，技治主义已深嵌于个体思维逻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体认知实践。从“引力波”到“量子波动速读”，人们开始在社会生活中过度追求技术革新，日常认知实践中的技治主义现象愈加普遍。有鉴于此，文章从符号认知角度切入，以电影这一现代技术产物为研究案例，建构符号认知理论模型，思考个体理性认识实践中技治主义困境的成因、特征及应对策略。 一、理论模型：人类符号认知的批判解放与主体想象进路 本文主要借鉴卡尔-奥托·阿佩尔和莫里斯·布洛克的相关研究成果，尝试建构符号认知理论分析模型。前者从认知哲学角度，为理解个体理性认知实践提供参照；后者则从认知人类学角度，提供了思考技术语境下虚拟符号世界生成的基本思路。 (一)作为一种思想批判解释路径的认知旨趣 从符号视角看待人类理性认知实践，认知目的达成的基本条件在于知识先验性，这种知识先验性蕴藏于各类符号之中。人们运用理性思维将认知对象从特殊性存在加工为普遍性存在，使其成为分析其他同类或相似事物的先验逻辑，即人类社会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以语言、文字或图像等符号形式存在，以换取超脱自然时空限制的稳定性或永恒性。德国哲学家卡尔-奥托·阿佩尔认为，人类知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条件不能仅仅被归结为逻辑心理机能，一种纯粹的对象意识不可能独自从世界中获得任何意义。任何一种知识所蕴含的意义可能都实现于存在符号中介的互动中。符号独立于人的认知意识而存在且具有一定的经验先验性，阿佩尔将之称为知识的“身体先天性”(Leibapriori)。正是这种经验先验性，使符号成为一种开放的信息交流中介，符号使用者在互动中可以因时因地对符号信息进行自我解读。阿佩尔以语言分析为例，指出唯有借助语言符号，个体所发出的意向意义才能够与他人的可能意向意义达成一致，从而真正做到“意指”(mean)某物。“我(指个体)之所以具有有效的意向意义，乃是因为有一种不只把我的意向意义固定在其中的语言。”④由此可见，在阿佩尔对人类理性认知的研究话语中，符号蕴含着先验性的文化逻辑，这种文化逻辑来自人类对外部世界现实的知识提炼，表现为社会的文化符号体系。符号向围绕自身进行互动的双方或多方提供主体解释的自由思想空间，并对解释者的互动认知实践进行客观逻辑规制，这种客观逻辑限制通常被视作理性思维。 基于对符号意义和特质的分析，阿佩尔进一步梳理个体在符号互动中存在的三种认知旨趣，并将之概括为控制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旨趣、具有意义构造作用的旨趣和思想批判与解放的旨趣。⑤上述三种认知旨趣分别存在于个体社会生活的技术实践、交往解释实践和反思实践中，涉及人类由改造自然到改造自我的全过程。其中，交往解释实践旨趣是改造自然实践旨趣发生的前提条件，在解释世界的过程中与改造自然实践互为补充。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创造出诸多“意义”，并将这些“意义”塑造为融合传统与现在的中介符号，正是这些符号的存在使人类社会实践得以贯通古今。“通过这种传统中介化，人类存在才得以积聚技术知识，并加深和丰富他们对那种赋予他们以超出动物界的优越性的可能的意义—动机的理解。”⑥在不断改造和解释外在世界过程中，人类借助符号中介形成“解释的共同体”。在围绕符号展开日常互动中，人类开始发出对自我存在意义的追问，产生人类认知实践中最具理性特征的第三种旨趣，即自我的思想批判与解放。 分析阿佩尔有关人类认知的研究文本可以发现，符号被视作人类各类实践信息的多元复合体，是人类社会维持互动和联系的中介体系。人类对符号的最深层次运用主要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借此完成由感性认知向理性认知的转变，即“激发所有的人通过自我沉思把可以因果说明的行为方式转换为可理解的行为”⑦。阿佩尔认为，人类可以通过这种以意识形态批判为旨趣的认识实践，实现自我身心诊断和治疗，最终达到将存在于身体中的精神纯粹表达的状态。阿佩尔的论述为理解人类理性认知实践提供了颇具思辨性的理论参照，即符号或可成为个体完成内省的一种可能，个体通过解读和认知符号可以直达内心，实现自我思想批判与解放。 (二)作为多重生活想象实现可能的认知旨趣 进入21世纪，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布洛克将认知人类学与认知科学相结合，为研究人类认知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进路。布洛克提出，虽然以格尔茨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类学家认为社会文化与个体心理之间存在着客观相对性，但就文化的瞬间体验而言，“片刻的思考只能意味着对人的意义，在此情况下，社会文化符号与个体心理之间的绝对区别是无法存在的”⑧。 布洛克在认知人类学理论建构中，充分借鉴了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强调个体心理意识在符号解读中存在着主动性和差异性，布洛克用“时间旅行”概念来阐释个体在符号解读中的想象力差异，指出“人们借助时间旅行去建构主体意识，在时间旅行中积累对外界文化符号意义解读的素材。‘时间旅行’使我们有能力用大脑构建场景而不是我们所处的现实场景。由此，我们对外部文化符号意义的解读过程是在大脑意识场景中完成的”⑨。在此，布洛克所提出的在符号认知中进行“时间旅行”，与阿佩尔认为符号是一类融合传统与现在的中介体系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处。“时间旅行”同样强调个体对符号认知解读中的经验先验性，即，将以往的文化经验与此时此地的符号解读相联系，完成对符号所蕴含信息的即时性认知。这种个体认知实践的先验性差异，使每个人对符号信息的解读都各不相同，即使可以为个体符号认知设定统一的时空条件，但在思想中各自进行的“时间旅行”却并不受限于外界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