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1)11-0186-14 由官方主导的前殖民地文物归还行动，近年来成为先锋性的政治举措，被作为西方社会去殖民化的巨大成就，其中，以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于2018年11月发布公告为标志性事件。该公告应对如何处理殖民历史与去殖民化未来的问题，采取具有两面性的道德论述——一方面表态“正视历史”，另一方面辩称“翻过历史的一页”，从而备受争议。事实上，“归还”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当代欧洲与前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伦理”——如费尔文·萨尔(Felwine Sarr)与本尼迪克特·萨沃伊(Bénédicte Savoy)关于文物归还条件及其执行方案的报告副标题“迈向一种新的关系伦理”(towards a new relational ethics)所示，①更是殖民主义文物占有的神话学经验，后者在“归还”以物权伦理为核心的财产处理方案中无法得到有效的回应，将使“归还”难以达到去殖民化的期待。 作为资本主义与现代性后果的普世物权伦理揭示了全球性的后殖民状态，伴随物权伦理的物的知识生产也不能为“归还”之物提出超越性的想象，与“归还”的伦理假设相互抵牾。在身处其中的普遍伦理中思考伦理的困境仿佛一个陷阱(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对象)，为实践这种可能，一种以物为主体的方法值得被尝试。因此，不同于对殖民地文物伦理的既有讨论(持物者的伦理)，本文将对伦理的讨论置于物的范畴，经由物伦理的另类经验找寻反身性的出路，从而看到，“归还”所揭示的伦理困境正是我们的普遍困境。 本文引入“争议性文化遗产”(contested cultural heritage)的概念，在指涉文物归还事件的争议之外，一方面强调遗产化的文物无可避免地是政治化的——存在于多方角力的“争议”场域中，故称之为“争议性文化遗产”，②文物因而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而是一套“政治中的物质实践”；③另一方面更试图扰动对殖民地文物的固有讨论，释放争议的民主潜力，使我们意识到，殖民地文物所带出的问题超越了作为历史事实的殖民关系，而关乎全人类共同的当下生活。“归还”因此不是了结过去的事件，而应成为提出问题、构建新知的契机，以期生发出关于未来的想象力。 一、“国家宝藏”惹争议 殖民地文物归还事宜以往多通过民间团体或个人、商业机构、市场等途径达成。当然在这些情况下，“归还”只是就结果而言。由于牵扯到复杂的历史关系与国际政治问题，各国政府通常倾向于将其处理为去政治化的文化交流事务，④讨论多集中于法律诉求(公约缔结)、价值阐释、道德主张、追索范围及效力等方面。⑤也因为流失文物所连带的民族主义情感，“归还”叙事难免沉浸于“自我即世界”的想象中，使文物与全球情境隔离。2019年，国家博物馆举办“归来：意大利返还中国流失文物展”(4月24日-6月30日)，作为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文物返还情况展示，文物归还的曲折经过被表述为“情与法的纠葛”，⑥似乎尚未能够与去殖民化的知识进程发生关联。而随着全球范围内反殖民运动的持续推进，文物归还已超越旧有的框架，参与进应对全球格局流变的政治实践中。 2018年11月23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布公告，宣布“毫不耽搁地”向贝宁归还殖民时期法国军队于1892年从达荷美国王贝汉津(King Béhanzin)的王宫中掠夺的26件文物。法国政府将进行必要的法律建设确保文物顺利归还，并提供技术支持，同贝宁分享文物保护的经验。就在一年前，马克龙于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大学(University of Ouagadougou)发表演讲时已表示，在未来5年之内促成“暂时或永远”归还非洲文物的成熟条件，以本国专家与非洲学者的研究作为评估文物归还进程的学理依据。2018年3月，马克龙委托塞内加尔经济学家费尔文·萨尔与法国艺术史学家本尼迪克特·萨沃伊对法国在殖民时期掠夺的文物及艺术品展开调查。11月23日研究报告提交，马克龙与二位学者会谈90分钟后发布公告。 公告发布之后激起了热烈回应。《费加罗报》⑦将其定位为“激进建议”，《解放报》⑧则发出捷报：“掠夺来的文物，返回的时间到了”；社交媒体中也很快出现“马克龙让非洲文物归还成为事实”的讨论标题，使公告几乎成为个人英雄事迹——这正彰显了社交媒体的话语特点，也是当代政客们最熟悉不过的舆论效应。作为殖民历史的证据，殖民地文物与法国的关系能够以直言不讳的方式得到陈述，一改往日“全人类共同遗产”的笼统话语，的确颇开风气之先河。不过，公告在承认“殖民活动的罪恶不容置疑”后，紧接着强调“但这段历史需要翻篇”，令人不得不疑惑“恢复原状”的实际意指——是真心悔过还是借此忘却。激进意见认为，该说法不仅狡猾而且狂妄：为何翻篇是由法国人而不是非洲人提出的?⑨因此，这一承诺也被解读为重建法国与昔日殖民地国家之间关系的政治努力，超出了表面上的文化归位；甚至，这不过又是一场“政治正确”的操作，利用当下的“普世价值”实践战略考量。倘若将此举与马克龙近年来的政治策略联系起来就会发现这绝非意外。像之前针对非洲事务的言论一样——他在2017年总统竞选期间就曾表述过“殖民是反人类罪行”的观点，本次公告赢得了非洲民众的普遍称赞，并使欧洲文化先锋的焦点再次聚集在法国身上。 作为文物大国，法国的博物馆藏品中至少有9万件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中仅布朗利码头博物馆(Le Musée du Quai Branly-Jacques Chirac)就藏有约7万件(包括公告中的贝宁文物)。萨尔与萨沃伊在报告中指出，大多数非洲文物被非洲大陆以外的博物馆收藏，除在法国之外，撒哈拉以南非洲文物还有6.9万件在大英博物馆，3.7万件在维也纳世界博物馆，7.5万件在洪堡论坛(Humboldt Forum)，18万件在比利时皇家中部非洲博物馆，私人藏品并未统计在内。⑩如此数量庞大的非西方文物填充了欧洲的博物馆体系，成为各国的“国家宝藏”，并在相当大程度上构筑了欧洲对世界的认识，真实暴露出“国家宝藏”的隐晦历史与内在矛盾。于是，明星总统领衔文物大国的带头行动被形容为“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为欧洲的博物馆设置了“棘手的先例”。大英博物馆馆长哈特维格·费舍尔(Hartwig Fischer)认可马克龙的公告有助于欧洲博物馆与非洲的交流，但仍然表示，法国的决定不会改变大英博物馆的原则，也不会改变英国(对文物)的法律。(11)不同于保守的大英博物馆，刚刚建成的“国家名片”洪堡论坛(12)几乎是“顶风作业”，“归还”不是“外来冲击”，而成为博物馆自身建设使命的一部分。馆长哈特穆特·多格洛(Hartmut Dorgerloh)临危上任，将馆藏文物的归属地问题作为最重要的研究议题，“我们不能够再继续声称，我们才是这些殖民背景藏品至高无上的解读者，我们充其量不过是看管者罢了”(13)。但面对归还问题，多格洛也认为要保持谨慎，归还仅是众多方案中的一个，“这绝不是我们依靠自己的思考角度就可以决定的问题……马克龙总统采取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我想要这样’，而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这里的‘我’改成‘我们’。”(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