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21)09-0123-11 中国历史上，烂若星河的学派促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繁荣兴盛。广义的学派分为门派(靠师承关系或行政力量强制圈定的学术团队)、学派(能够吸引一批优秀同业者自愿加入的学术共同体)和流派(获得了跨时空传承的生命力的学派)。狭义的学派又分为传统的“师承性学派”(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地域性学派”(因以某一地域而形成具有特色的学术传统的一些学术群体)和“问题性学派”(因以某一问题为研究对象而形成具有特色的学术传统的一些学术群体)三种。学派构成至少具备三个条件和特征：人物的代表性和研究的群体性、立场的一致性和发展的脉络性、一定的独立性和发展中的对话性。学派的三要素包括：核心领袖人物、本派学术经典、代际学术共同体。学派建设亦需有三要素：“一是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科学研究纲领，二是擅长学术经营的学派领袖，三是学派成员自觉的共同体意识。”① 近年来，对学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和管理学(特别是供给侧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倡导城市场景理论的芝加哥社会学学派、传播学学派、翻译学学派、政治学学派等方面②。对于中国学术自身学派的建构，从1981年延续至今40年，虽然在学派生成(教育学派)、比较(社会学学派)和动议(电影理论批评学派)等领域取得了一定进展③，但真正宣称建成了“中国学派”的却仍然踪迹难寻④。在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真正具有本土特色且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是侯外庐学派。有学者认为，在侯外庐先生过世后，思想文化研究领域逐渐形成南北两派。南方形成发展起“冯天瑜学派”，北方形成发展起“刘泽华学派”，两派代表人物虽未亲炙但深受侯外庐学术思想影响，继承发展侯外庐学派基本思想的同时又显示出自身的学术个性⑤。姚彬彬考察了“章黄学派”与冯氏家学的传承问题，认为“该派的风范气象乃至一些核心性的价值观念”与冯氏家学相契合，将冯氏之学与“章黄学派”进行了勾连，揭示了两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学术共同体性质”⑥。然而在史学观念和方法论上，冯氏父子的学术研究风格实则与梁王学问有着直接继承关系，大体可视为师承性学派。 作为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马克·布洛赫，对学者个人在学派或学术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有着深刻论析。他提倡“史学家发挥主观能动性，从现实问题出发研究历史，通过创造自己的研究对象来认识真正的过去，以便使历史有助于当今的人们”。在发挥个人能动性上，首先，布洛赫提出了“问题史学”的主张，这可以使历史学家认识到自己的研究目的。他认为，历史学家的工作最主要的是提出问题，然后对历史分析和解释，没有问题就没有史学。其次，他认为要在与生活和现实的接触中理解历史。第三，要重视历史研究中的“诗意”，即重视史学家的情感，这一主体意识结构中非理性的潜在的认识因素，与理性认识因素交织，并影响认识的形成⑦。冯天瑜父子在近百年来文化史研究中的独特作用，大体可以从布洛赫这一论述中得到比较准确的理解。 一、文化领域知识考古学的传承与转型 近代学术转型中，王国维结合乾嘉考据学和外来实证科学方法，提出“二重证据法”这一具有知识考古意蕴的方法论。冯永轩以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民俗和考古学材料，继承并拓展了这一方法论。冯天瑜则将这一方法论转型为考论结合的历史文化语义学，使“二重证据法”在文化史的知识考据中焕发光彩。 (一)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促进历史文化考据的创生 二重证据法是指“文献与地下发掘互证”以考证古史的方法，这是一种中西方法化合，进而使传统研究方法推陈出新形成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近代史学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融合创设，一方面源自王国维本身的中学(旧学)功底，尤其是清代强调纸上材料和精微细密的乾嘉考据学；另一方面源于王国维与日本京都学派学者的交流和切磋西学，这使王国维能深入到欧美等西方科学实证的方法论核心论域，对王氏旧学起到了“外铄”和“引产”作用。中西史学交流下，旧学嫁接西方实证研究方法，转型为新学⑧。1917年，在这一新学方法论正式提出前，王氏已经通过将甲骨文新材料与古籍对比互证，考订了商代先公先王名字和先后次序，以证明历史记载商朝君主世系的可靠性，并进一步对殷商的政治制度进行探索，得出了崭新结论。至1925年，王国维在为清华国学院上课准备的讲稿《古史新证》中，正式提出了“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补正，从而证明或证伪古史的“二重证据法”⑨。陈寅恪概括“二重证据法”为三层意思：“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且认为“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亦在此三类之内，是王国维留给中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的遗产⑩。此后，以此法指导古代历史文化研究渐成学术之一脉。这一中西汇融催生新学的方法论路径，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革新，为古史及文献学研究开辟了新纪元(11)。 (二)冯永轩：对二重证据法的深化和拓展 冯永轩接续王国维考证历史文化的理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冯永轩最初的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功底来自章黄学派中“为学务精”“宏通严谨”的黄侃一派的小学训练。在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前身)求学期间，冯永轩在黄侃指导下接受系统的小学训练，打下了古文字学和训诂学的根基，其日后治学路数中注重家法、讲究根底、尊崇考据等特色便深受黄侃影响。在考取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期生后，冯永轩聚焦“诸史中外国传之研究”，专攻历史考据学。在王国维“古史新证”课上，冯永轩接受了“古史二重证据法”的理念和方法，成为这一方法论的传承者。除了这一主体的方法论外，其“五种用功方法”(钩沉法、正误法、新注法、搜集排比法、联络法)则传承自梁启超。冯永轩学术训练的完成，以王国维指导下完成的《匈奴史》为标志(12)。《匈奴史》的考证路数，得益于王氏“二重证据法”，该著既成为上世纪较早的匈奴史研究专论，同时亦开启了冯氏的边疆史和地方史研究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