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4089/j.cnki.cn11-3664/f.2021.09.007 引用格式：马相东，杨丽花.统筹对外资开放和国家经济安全：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J].中国流通经济，2021(9)：62-73 一、问题的提出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既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宝贵经验，也是“十四五”时期乃至到203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2020年10月，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202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2]这既凸显了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极端重要性，也向学术界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应如何统筹好对外资开放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 国家经济安全是一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保障。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表明，越是开放越要重视经济安全，只有严密防控安全风险，才能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对外资的开放力度日益加大。截至2020年12月底，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对外资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因此，统筹好对外资开放和国家经济安全日显重要。为此，自2021年1月18日起，我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开始施行。商务部2021年7月发布的《“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提出，防范利用外资风险，要“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开展安全审查”。这引发了海外市场的广泛关注和多种反应。有一种观点认为，《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是一种保护主义，甚至会导致对外开放的倒退。我们认为：一方面，这是一种误读。实际上，对外资进行安全审查和适当限制，是国际普遍现象和通行做法。不仅如此，2017年以来，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美、日、德、英等世界主要经济体陆续推出或完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和特定行业准入限制等制度，对外资的适当限制普遍出现加大的新趋向。如2020年2月13日起，美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实施细则正式生效，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外国投资的审查范围；同年5月8日起，日本修订后的《外汇与外贸管理法》开始生效，外国投资者在取得安全保障行业重要企业的股份时，作为须事先申请的持股上限从之前的10%下调至1%。又如，2021年4月27日，德国通过《对外经济条例》第17次修正案，将外资审查门槛由之前的25%降至20%；同年4月29日，英国新的《国家安全和投资法案》正式生效，针对外国投资新设了范围广泛的审查制度。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完全忽视这些误读，而应该合理把握安全审查和反垄断审查的界限，统筹好对外资开放和国家经济安全，避免安全审查和反垄断审查泛化、避免适当限制成为不当限制和过度限制。 展望未来，“十四五”时期乃至到2035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防范内部风险还是应对外部冲击，都需要统筹好对外资开放和经济安全。一方面，未来5年乃至15年，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尤其是随着金融行业双向开放的稳步推进，外资的过快进入可能会对我国金融安全产生冲击，带来更高的金融市场风险，因此，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另一方面，在新的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构建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譬如，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大幅度萎缩停滞，特别是疫情大流行带来的脱钩、断链与孤立主义潮流，已经对国际贸易和投资造成冲击性影响[3]。又如，中美经贸摩擦不仅是贸易之争，更是以经贸为载体的21世纪大国地位之争。因此，中美经贸摩擦将长期持续，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和限制甚至可能更为激烈[4]。应对这些外部新的冲击和挑战，也须统筹好对外资开放与经济安全。 在上述背景下，研究如何统筹好对外资开放和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在对外开放中加强经济安全的重要意义及维护路径，学术界早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前就已经开始初步探讨。张雷声[5]认为，国家的经济安全涉及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在对外开放中加强经济安全至关重要，须通过正确处理好经济运行的全球化与经济利益的民族性和差异性、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对外开放与利用资本主义等三对关系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之后，更多学者从对外开放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如何在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不同视角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如王燕梅[6]、刘湘玫[7]分别初步分析了制造业、会计服务贸易对外开放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又如，桑百川[8]从经济制度安全、贸易安全、金融安全、产业安全、市场安全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对外开放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风险，并提出了相应的防范对策。杨云霞和齐昌聪[9]新近的一项研究认为，在国际环境动态变化、经济形势日益复杂的当下，国家经济安全成为美国、日本、俄罗斯等主要经济体对外开放的重要考量因素，我国应从重构基于全球化的制度体系、重塑国家经济安全防范体系等方面入手，构建牢固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王跃生[10]最新的一项研究表明，开放发展和经济安全互为条件、时有矛盾，又彼此支撑、相辅相成；未来，要以辩证思维统筹好开放发展和经济安全。 综上，既有研究为统筹对外资开放和国家经济安全奠定了一定理论基础，但尚存在三点不足：一是既有研究尤其是新近研究，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不够。如在中国知网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刊文献中，对“篇名”输入“开放”并含“经济安全”进行检索，截至2021年6月底，总共才22篇，其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仅5篇。而“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随着我国对外资开放程度日益加大，关于如何统筹好对外资开放和国家经济安全这一课题的研究，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都应该进一步提升。二是缺乏具体问题分析视角。现有研究大多从国家体制和国家战略等宏观层面展开，鲜有从对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和特定行业准入限制等具体问题的视角进行研究。三是缺乏国际视野分析视角。既有研究大多只是从我国自身发展和国内视角进行，少有研究从国际比较和经验借鉴的视角进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对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和特定行业准入限制等具体问题出发，借鉴美、日、德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际经验，探讨未来我国统筹对外资开放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策略与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