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对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态度演变分析

       一 问题的提出

       2018年10月30日，韩国大法院就二战强征劳工索赔案做出终审判决，勒令涉事日本企业向受害者进行赔偿，引发韩日两国空前严重的贸易战与外交对立，也使得1965年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日本政府提出，劳工的个人请求权问题在该协定中已经得到“完全且最终解决”，韩国大法院的判决违反了该协定，是不遵守国际条约的行为，要求韩国政府予以纠正。日本时任外相河野太郎发表声明指出，“这一决定是极其令人遗憾和完全不可接受的”，违背了《韩日请求权协定》，“完全推翻了日韩两国自1965年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发展起来的友好合作关系的法律基础”，并提出，基于保护日本公司合法商业活动的需要，将采取包括国际裁决在内的所有可能的选项来应对韩国的司法行为①。文在寅政府的立场是，韩国的司法独立，政府无权干涉司法判决，将与日方协商解决方案。随着2019年初韩国法院裁定扣押涉事日企在韩资产，韩日贸易战开打并不断升级，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韩日劳工索赔问题以及《韩日请求权协定》的研究大多是从国际法视角出发，认为个人请求权不应该因国家间达成赔偿协定而消失②，试图从法律层面为受害者开展对日诉讼提供法理依据。但鉴于韩日立场相去甚远，两国对法律条文的解读使双方各执一词，看似“有法可依”，实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最终加剧双方对立。我们应当看到，《韩日请求权协定》是双方当时出于各自战略需要而达成的政治妥协，因此该协定不仅具有法律属性，还具有政治属性，是维系韩日关系的重要基石，历届韩国政府出于维护韩日关系的大局考虑，基本上都把相关争议限定在韩国国内层面。直至文在寅政府时期大法院做出这一判决，韩国在对日个人请求权问题上打破了“默契”，韩日关系遭受重创，在韩国国内也引发了巨大争议。那么，在这场司法博弈中，韩国获得了什么？2019年7月，文在寅支持率曾一度飙升4个百分点，创下了2018年南北领导人会晤后的最大增幅③。2020年4月韩国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党获得300个席位中的180个，这是自1990年以来执政党再次获得绝大多数议席，韩国时隔30年再现“超级执政党”，原先占据国会主导权且亲美、亲日的保守阵营在对外关系领域的影响力明显下降。这不仅是选民对文在寅政府国内政策的肯定，也表明国民对其强硬对日政策的认可。为此，我们有必要从国内政治的视角梳理韩国对《韩日请求权协定》的立场演变轨迹，并探究其前因后果。

       二 《韩日请求权协定》的签署与“默契”的形成

       日本的殖民统治给朝鲜半岛带来巨大的人员、财产损失，战争赔偿是两国建交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在1952年2月15日开始的两国建交谈判中，韩国提出了《韩、日之间的财产及请求权协定纲要案》(简称《对日请求纲要》)，包括“偿还朝鲜总督府的债务”“归还韩国法人在日财产”“偿还韩国法人或自然人所持的日本国债公债、被征用韩国人应计工资等请求权”等8个项目④。日本则对此提出了“逆财产请求权”主张，即要求韩国偿还被盟军没收的、在朝鲜半岛的日本人私有财产，甚至声称，“日本对朝鲜半岛36年的占领对朝鲜人民是一种恩惠”⑤。日本的态度激起韩国方面的强烈愤慨，导致会谈数次搁浅，后来在美国的介入和压力下，日本收回“逆财产请求权”主张，但在会谈中采取纠缠技术性问题的策略，要求缺乏翔实索赔资料的韩国提供详细资料，迫使韩国不断做出让步。最终韩国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以“经济援助”“一揽子”解决日韩之间请求权问题的方案⑥。1965年6月22日，两国正式签订《日本国与大韩民国基本关系相关条约》(简称《日韩基本条约》)以及《关于解决财产请求权问题及日韩之间经济合作的协定》(简称《韩日请求权协定》)、《关于日本国与大韩民国之间的渔业协定》等相关附属协定。8月14日，在反对党全体议员抵制投票的情况下，韩国国会以100票赞成，1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韩日基本条约》及其附属协定。

       其中，《韩日请求权协定》旨在解决两国间的财产请求权问题。协定第一条规定，10年内，日本向韩国无偿提供价值3亿美元的日本国产品及劳务，2亿美元长期低息贷款；第二条规定，两国确认两国及其国民(包括法人)之间的财产、权利、利益和两国及其国民间的请求权问题已获得完全和最终解决；协定还规定，如发生纠纷应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如不能，可以在第三方国家参与的情况下进行仲裁解决⑦。该协定的缔结为两国建交扫除了障碍，是两国当时基于各自的战略需要而达成的政治妥协。对日本来说，以较小代价解决对韩战争赔偿问题，算得上是一次重大外交“胜利”。对韩国而言，从国内政治来看，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统治基础并不牢固，企图顺应美国改善韩日关系的要求，通过对日让步来换得美国对其统治正当性的认可⑧；从韩国国内经济发展来看，美国对韩经济援助减少，经济发展急需资金，因此实现对日关系正常化是朴正熙政府的优先战略选择。两国在各自战略需要的基础上形成了某种默契，维系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友好关系，但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为后来两国争端再起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