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开启在中东的战略收缩以来，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将逐步减少在中东承担的义务，“收缩”(entrenchment)、“撤退”(withdraw)和“放弃”(abandon)成为描述美国处理中东事务最常用的字眼，美国在中东的地区盟友尤其担心美国从此会放弃中东。①与此同时，美国仍然利用军事、经济和外交等手段影响中东地区事务，仍是该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域外大国：从对“阿拉伯之春”的反应到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从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到促成以色列与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建交，美国对中东的干预从未间歇，某些领域甚至有所强化。美国在中东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活动仍是该地区各国和其他域外大国处理中东事务必须考虑的要素。②因此，不少舆论认为，近10年来，美国对中东事务的处理存在矛盾：一方面宣称实施战略收缩，另一方面丝毫没有放弃甚至强化对中东事务的干预。 上述美国中东战略矛盾论源自对“战略收缩”的误解，尤其是“收缩”与“撤离”和“放弃”的混用或交替使用。“收缩”源自私营部门的经济管理活动，尤其是公司战略管理，意指当企业遭遇财政困难或市场不利因素、面临生存危机时，通过缩减开支和人员，实施适应市场变化的创新战略，逆转颓势，重获生机。企业实施战略收缩时，“节流”与“开源”并重，在强调节约成本和开支的同时，注重以创新带动战略转型，以战略转型使深陷危机的企业起死回生。在企业战略管理实践中，收缩战略是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在实施财政紧缩的同时，能否通过创新之举，重新找到企业生存和发展之道。③在企业管理学中，“战略收缩”具有强烈的“东山再起”“重整旗鼓”的含意。美国/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将流行于企业管理理论及实践的“收缩”概念引入国际政治研究，构建“霸权国战略收缩”理论，其核心见解则是，当霸权国的实力相对衰落、霸权地位因面临“崛起国”挑战而岌岌可危之时，为维持其影响力，除发动预防性战争外，霸权国还有另一种选择，即“战略收缩”。实力相对下降的霸权国完全能够通过“节流”和“开源”，维持其影响力，即：在降低战略成本、合理分配战略资源的同时，通过创新举措，实现战略转型，遏止实力相对下降的颓势，继续影响地区和全球事务。④无论在企业管理界还是国际政治学界，“战略收缩”并不等同于“撤退”和“放弃”，而是在降低战略成本的同时，以创新求转型，以转型谋生机。⑤ 美国战略界人士大都以“收缩”来描述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态势，意味着美国战略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认可美国正在或将要撤离或放弃中东，而是致力于在减少战略成本、合理分配战略资源的同时，以创新带动战略转型，以战略转型更新美国影响中东事务的战略路径。⑥外界目前有关美国“撤离”或“放弃”中东的主要依据是美国减少了在该地区的驻军，但美国仍然保留甚至强化、升级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设施和武器系统，并未停止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和干预；此外，美国在中东继续维持且不断改进同盟体系和对外援助体系。所谓美国撤离中东，仅仅是部分美军撤离中东。美国政要反复强调，美国在中东实施“收缩”，而非“撤离”或“放弃”。既然战略收缩的核心是在降低战略成本的同时，以创新举措带动战略转型，那么，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中东战略转型的目标或方向究竟是什么，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此类转型，转型前景如何？本文着手分析、考察此类问题，首先归纳、总结近10年来美国战略界有关美国中东战略的讨论，并以此为基础，确立考察美国中东战略转型的维度，搭建分析框架；进而分别聚焦各个维度，具体论述、分析美国中东战略转型的目标、成就及前景；总结主要结论，并提出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 分析框架：考察美国中东战略转型的维度及路径 10余年来，美国政府——无论行政当局还是国会——并未出台专门针对中东地区的战略指导文件，但美国战略界就中东战略进行了广泛而持续的讨论，公开发表了各种研究文献，为我们考察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转型提供了重要维度和路径。 (一)美国战略界中东战略讨论 美国战略界有关中东战略的讨论主要包括： 1.地区霸权战略反思 美国战略界较为一致地认为，美国在中东既有的地区霸权战略面临诸多挑战，难以为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中东事务的干预总体上呈不断扩大和深入的趋势，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中东的地区战略日俱霸权特征：一是战略目标不断扩展，除确保能源安全、维护地区盟友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外，还致力于按美国/西方价值观塑造地区环境；二是美国凭借无可匹敌的综合实力，强行推进其战略目标。从1980年卡特主义问世至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国不断强化中东前沿军事存在，动辄以大规模军事行动维护其地区利益，武力干预中东事务的规模和程度不断扩大和提升。此外，美国在该地区不断构筑庞大的对外援助和联盟体系，作为其追求和维护地区霸权的战略工具。⑦ 伊拉克战争显示，美国不仅有意愿和能力一意孤行地以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将美式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强加于伊拉克，且决意将这种“政权更替+国家重建”模式推广至整个中东。美国中东霸权战略至此攀升到空前高度，但该战略此后不断受制于诸多挑战： 首先，受制于战略资源减少。在“全球反恐战争”背景下，中东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战略区域，但奥巴马政府以来，该地区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不断降低。大国竞争，尤其是对华战略竞争，逐步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居主导地位，印太地区取代中东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战略区域。受制于战略资源的有限性，美国全球战略资源的分配不再以中东为重中之重，中东霸权战略依赖的物质基础发生动摇。⑧ 其次，受制于复杂多变的地区环境。中东政治—社会环境错综复杂，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战略原本就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和风险。美国在伊拉克的“国家重建”一开始便遭遇各种抵制，很难强制实施“美式民主”。“阿拉伯之春”后，中东政治—社会环境发生巨变，地区强国争夺影响力的竞争愈演愈烈，非国家行为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美国中东事务官员公开坦言，美国政府对“阿拉伯之春”后崛起于地区竞争舞台的各种势力，缺乏准确认知，不确定因素激增。在一个敌友关系难以识别，各种问题盘根错节的环境中，美国难以按简单粗暴的霸权行径，随心所欲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该地区。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