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有望重塑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并深刻影响国际社会发展进程，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占据科技创新制高点的国际政治行为体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偏好塑造新技术的发展进程和使用方式。在中美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科技竞争本身被同时赋予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博弈、意识形态对立和制度优越性等在内的多重政治意涵，成为杂糅多维度、跨领域的复杂议题的集合体。诚然，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战略尚未完全成型，诸多政策议程仍在激烈地审议和制定过程中，但宏观战略脉络已然明晰。以《过渡性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为标志，拜登政府明确指出“美国必须再次投资以保持科学技术优势，并再次发挥领导作用，与合作伙伴和盟友共同确立新的规则和实践……以扩大我们的集体优势”。① 由此，拜登政府在基本沿袭特朗普政府对华科技强硬路线的基础上，试图通过组建某种形式的“科技联盟”以重新确立美国科技优势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干扰和遏制中国正常的科技发展进程和潜力。截至目前，“科技联盟战略”概念已经正式出现在诸如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大西洋委员会(Atlantic Council)等美国权威智库的研究报告，以及刊载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同时，诸如“选择性脱钩”“投资筛选”“标准制定权”等科技联盟的核心内容已然频繁地出现在拜登政府的官方战略文本及其核心幕僚的著述之中。此外，一些两党重量级议员联合提出的法案如《民主科技伙伴法案》(Democracy Technology Partnership Act)，以及2021年4月14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压倒性优势(21：1)通过的《2021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均强调盟友与合作伙伴的重要性。可以预见，未来科技联盟战略极有可能成为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攻势的重要武器之一，对逐渐成形的科技联盟战略的系统化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本文通过分析拜登总统发布的系列演讲及官方战略文本、拜登政府核心幕僚公开发表的文章及演讲，并结合与民主党关系密切的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等，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战略中的制度连续性和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拜登政府及美国战略界构想中的科技联盟的理念基础和制度性保障包括哪些内容？以及科技联盟战略构想的最终成型需要克服哪些逻辑悖论和现实问题？ 一、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战略中的制度惯性及策略调整 为确保美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新任拜登政府在基本延续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和技术封锁的总体科技战略框架的基础上，摒弃前任政府基于单边主义的全面脱钩策略，转而强调建立在多边主义基础上的联盟体系和选择性脱钩策略，在确保对华技术遏制和封锁有效性的同时，试图全面重塑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和领导者角色。拜登政府反复重申联盟和关键伙伴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基础性作用，并试图在此基础上锻造属于拜登政府大国竞争的新工具——科技联盟。 (一)总体延续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整体战略规划和政治话语模式 拜登政府基本延续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科技战略的强硬路线和战略进攻态势。拜登总统在其履职后的首份外交政策演讲中，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以及对“安全和民主价值观的挑战”。②同时，在拜登政府公布的《过渡性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中频繁提及中国，认为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造成持续性挑战的竞争对手”。③基于上述认识，美国两大政党围绕着科技发展问题达成高度共识：中美科技竞争的结果将重塑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以及国际社会的规范、规则和制度，并将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未来美国的权力优势和国家安全。两党战略共识的标志性事件是23名共和党人联名致信拜登总统，敦促其最大限度地建立联盟以遏制“中国对科技威权主义的愿景并保护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④以及代表着所谓“真正的两党共识”的《2021战略竞争法案》。拜登政府对华战略重要智囊、美国国防部审查对华战略工作组负责人、国防部特别助理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指出，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既不是间歇性衰退，也非周期性低谷，更不是特朗普政府激进策略导致的，“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结构性的，并在国际政治的核心领域(安全、经济、技术、意识形态)不断深化”。⑤简言之，拜登政府认识到，中美科技竞争和博弈是大国竞争的必然结果和前沿阵地，获取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相对竞争优势始终是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核心考量和重要目标。 拜登政府赋予中美科技竞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制度优越性意涵，强调以人权问题为切入点，试图塑造所谓“科技民主国家”(techno-democracies)和“科技专制国家”(techno-autocracies)间的对垒。拜登总统在其竞选纲领中就曾指出世界范围内存在着所谓技术民主和技术专制国家的区别，并强调美国必须以“民主峰会”应对“科技独裁”。⑥不仅如此，拜登政府还基本沿用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治话语模式，一方面，从国家安全层面切入，指出中国政府综合利用各种合法和非法手段从美国窃取并转移关键技术来夯实自身的科技基础，同时，通过出口补贴等非自由市场竞争手段展开恶性低价竞争，严重破坏国际市场的自由秩序，通过将具有信息收集功能和存在严重安全风险的5G设备嵌入全球信息通讯基础设施和供应链中，继而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造成严峻挑战；另一方面，从价值体系层面着手，使用典型的美式话语体系，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试图寻求破坏和取代美国主导的亚洲秩序，并通过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侵犯人权以及“向全世界出口审查和监视技术以获得战略优势”。⑦正如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报告中强调，技术民主和技术专制国家间竞争的本质和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支撑和平、繁荣和自由的国际秩序能否持续，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持续发展和竞争优势将会直接威胁到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