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进入加速时代。技术、环境、信息、人口和资本的快速而非均衡的变化造成了世界的失重感，国际关系研究的内涵和外延被大大扩展了。世界秩序处于新的转折点，有学者认为，历史在“回归”，战争、难民、地缘政治、不平等在回归。①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但是，主权国家这一现象的历史根源何在，又走向何方，是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学术界对于现代国家的“史前史”越来越关注，形成了“帝国热”，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演化与变迁已经超出了现代国家的边界，全球化秩序以及全球治理的政治基础需要重塑；源于欧洲历史经验的“现代国家”遇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失败，所谓“失败国家”的数量不断攀升，这到底是“现代国家”这一治理方式的失败，还是某一特定国家的失败呢？ 任何国际关系理论都建立在特定的国家理论基础之上，国际关系的研究不仅要“把国家找回来”，也要把国家的历史找回来。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顾问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认为，过去20年发生的诸多事件表明，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处于世界亚洲化的早期阶段，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忽略了亚洲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而亚洲在后殖民时代重新崛起，世界亚洲化的逻辑源于亚洲历史经验。帕拉格提出了一个问题：德国19世纪的崛起历史会比唐朝和明朝的历史更能诠释今天中国的崛起吗？②哥本哈根大学古典学教授彼得·费比格(Peter Fibiger)在两卷本《剑桥世界帝国史》的结语中提出一个问题：在由近200个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中，不少学者会认为从帝国到民族国家是唯一可能的道路，但是，在帝国的长时段视野中，会有不一样的历史演变轨迹。③帝国的终结发生在20世纪，相比于帝国的千年历史而言，我们见证的“现代国家”的历史还是一瞬间。“21世纪的世界处在一个帝国、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建设之间充满竞争的更加复杂的历史时期。”④当下的世界是不同历史经验的叠加，不同历史经验和愿景的互动与激荡形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合力。历史学家王赓武先生认为，“世界史是一个新兴的课题，令它应运而生的是晚近殖民时代单极政治世界的消失，以及更晚近的两极化冷战的结束。”⑤换言之，全球化秩序的形成激发人们进行“世界史”的思考，“历史路径”为国际关系研究拓宽了时空视野。⑥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之一，也是“历史路径”反思和研究的核心议题。 从帝国到民族的转型是否是单线演化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非殖民化瓦解了帝国的合法性，帝国成为过去时，从帝国到后帝国的大转变是如何实现的呢？“现代史上最重要但却得不到广泛理解的演变是从帝国之世界到国家之世界这个漫长的过渡期。”⑦当下世界是一个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还没有一百年的历史，“帝国出现在民族国家之前，或许在将来会再次取代民族国家。”⑧一方面，主权国家的数量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主权国家作为政治秩序的基础受到侵蚀。美国地缘战略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S.Kaplan)认为，“由于民族国家的萎缩、城邦的崛起，以及许多重叠的非正式主权实体，一种宽厚的封建主义盛行起来。不过，由于更多和更好的全球机构扩大了对非正义的惩罚范围，国内道德和外交道德之间的鸿沟缩小了。这个世界的联合程度就像波斯古帝国一样，既不多，也不少，我们研究古代越仔细，对这个新世界的了解就越多”。⑨ 本文基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文献，提出国际秩序经历了从帝国到后帝国的大转型，而在后帝国空间中形成了不同的国家类型，以此发掘现代国际关系的根源，检视国际关系理论的限度。 一、后帝国与政治秩序“大分流” 从政治秩序演化的角度来说，主权国家之前是帝国，帝国和主权国家构成了两种最为重要的政治组织形态。“具有独立自主统治地位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体系——我们中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很典型的一种世界组织体系——实际上是一个特例，因为它在以前从未真正存在过。”⑩基于主权国家的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穿上了“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1648年之前的世界历史似乎变成了国际关系学的“史前史”。“尽管语言上和战争方面的努力意欲将民族联合置于政治想象的中心，但帝国的政治、帝国的作为以及帝国的文化，已经塑造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11)从帝国史的角度来说，当前依然处于千年帝国及其遗产的阴影之下，或者说刚刚进入后帝国空间。国际关系史的叙事不能以主权国家来想象久远的帝国秩序的变迁，更不能以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守株待兔”式地讲述国际关系的历史。 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或者应该面对的课题是政治秩序或者政治组织形态的变迁。这意味着国际关系研究不仅要打开主权国家这个黑箱，也需要扔掉主权国家这副定制版的眼镜。英国学派重要的理论家亚当·沃森(Adam Watson)在晚年提出政治组织形态的光谱，将帝国、霸权、独立国家等纳入其中，从而为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打开了一片“旷野”。他认为，“帝国通常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一个稳固的直接统治的核心地区，在其以外是间接统治和霸权控制的两层地区，最后是位于帝国控制或帝国影响以外的完全独立国家”。(12)毫无疑问，沃森为国际关系学研究提供了一片森林，而不只是主权国家这一棵树。 帝国和主权国家并非是对立的，而在相当长时间里是共存的。“直到大约200年前，人类管理自身、促进人口增长的最佳方式还在亚洲、非洲、中东和美洲的地域广袤的帝国。如果不是一系列的偶然性、偶然事件和历史的偶合，我们也许还生活在一个农业帝国的世界中。”(13)从帝国向后帝国的转型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渡，后帝国空间的生成是多种偶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既不能固守历史的目的论甚至是宿命论，也不能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偶然性的事件，通过跨时空的比较来分析，人们或许能够追寻后帝国空间形成的动力和脉络。 人类政治秩序是最近一万年来气候变化趋缓之后的产物，公元前1000年后，欧亚大陆进入帝国时代，比如孔雀帝国、波斯帝国、秦汉帝国，“这些帝国都是人类史上史无前例的帝国——不仅仅是由于它们巨大的规模，而且因为它们引进了一种与远古国家非常不同的社会模式，以及关于人类生命本质尊严的根本思想”。(14)帝国要比部落的规模大得多，要维持这样的规模，“它们需要找到一手依靠部落仪式、一手依靠武士暴力之外的新的形式”。(15)与大型帝国同步的是普世宗教的兴起，为帝国的权力提供了合法性外衣，轴心时代的普世思想限制了统治者的独断，同时为统治者利用和统合多样性提供了有力的手段。超验的“巨神”(Big Gods)有八项功能，包括监督人们行善、地狱惩戒的恐惧、基于神灵的信任网络、大神之下的超大网络等等。(16)帝国统治容忍和利用多样性和差异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帝国为了广土众民而接受自治权以换取帝国边缘对中心的忠诚，由此形成了纵向联系的等级结构。如果以广度(规模)、密度(互动的频率)和深度(认同感)来衡量政治秩序的话，那么，帝国是为了广度而牺牲深度的政治组织形态。“晚至公元1500年，全世界的土地被用边界线划分成由官员管理和法律统治的国家的还不到20％。”(17)帝国既是政治组织形态，也是一种世界秩序，因其丰富的“权力武器库”而使帝国统治具有了韧性和弹性，帝国统治在空间上呈现出开放性，帝国边疆是开放和流动的；在时间上呈现出持久性和周期性，多数帝国都能持续上百年乃至上千年，同时，帝国崩溃之后会重建而周期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