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学术，与民族、国家存亡息息相关。自晚清屡遭外来势力侵袭，中国学人就在不停思考以学术回应时代的问题。张之洞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梁启超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这是同光一系士人在中国卷入世界体系、面对变局时所激发的学术意志。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社会转型伴生的古今中西之争演变为亡国灭种的生死考验。九一八事变后知识界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时代命题，此后一系列事件中都可以看到学人感于世变而调整人生抉择。 年轻的史学家张荫麟说，抗战时期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①那样的危急之际，生死考验激发了学人的坚韧，也催生了更深邃的洞察，为中国文化寻找生机，使其在绝望处焕发新的生命，不仅是书斋功夫，更是存亡续绝。战火纷飞，弦歌未断。抗战年代面世了不少堪称经典的学术著作，如冯友兰的《新理学》、朱光潜的《诗论》、金岳霖的《逻辑》、钱穆的《国史大纲》、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都是半个多世纪之后仍在重印、不断被重读的名作。 追寻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那些具有恒久价值的作品，其大体脉络已然清楚，当前更需要讨论的是战争年代的学术责任。那一代学人究竟在回应哪些具体的时代命题，这些经典的产生过程、依托因素是怎样的，其组织与动员的力量源自何处，这些学术经典勾勒出一个怎样的传统中国及未来中国，存在何种现实意义，这些问题都值得讨论。从学术史角度看，许多转变也已经逸出了单纯的学术范围，折射出新的意识与政治路径。② “尽书生报国之志” “救亡”是当时的时代主题，学人身临此境，遭遇的困境多种多样，对时代及处境的回应，也呈现出复杂的格局。这里所要讨论的，就是与“救亡”相关的学术责任具体落在哪些方面，学人们怎样对“救亡时代”进行学术应答。 (一)战时艰困环境与学人心态 张荫麟在1940年指出：“文献的沦陷，发掘地址的沦陷，重建的研究设备的简陋，和生活的动荡，使得新的史学研究工作在战时不得不暂告停滞，如其不致停顿。”③敌机轰炸、居无定所、薪水不足、图书资料缺失，构成了抗战时期的学人日常。 昆明的“跑警报”日常已为后人熟知。迁到大后方的高校，是日军袭击的重要目标，经常出现房屋、图书、仪器设备等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据当时云南省防空司令部统计，从1938年9月至1944年12月，云南全省遭空袭共508次。④截至1939年4月，各地92所专科以上学校死伤108人，财产损失达法币65367409元。⑤1938年9月28日，日机第一次突袭昆明，金岳霖当时正在埋头工作，“就在那地方落了九个炸弹”，几乎丧生。⑥陈岱孙记录了这一险境：“当敌机临空时，有两位同学尚在楼上阳台张望，被炸身亡，中楼没中弹，但前后两楼被炸的声浪把金先生从思考炸醒，出楼门才见到周围的炸余惨景；用他后来告诉我们的话，他木然不知所措。”⑦陈岱孙在昆明先后有三处住所，两处皆毁于轰炸。 另一方面是经济困难。其时，货币贬值、资源紧缺、物价飞涨。昆明物价上涨严重，1943年，“较战前几过二百倍”，⑧1944年每百元法币购买力只相当于1937年6月的0.17元。⑨南迁学人多数都处在经济紧张中。郑天挺在日记中多处记载同事出售藏画、皮袍，皆系用度匮乏之故。⑩即使工资很高的陈寅恪同样感叹：“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11)1940年年底，梁思成随中国营造学社从昆明内迁到四川宜宾李庄。梁家在李庄的六年，“已弄得吃尽当光”。(12)在西南联大教授英文的佩恩(RobertPayne)描述他所见证的中国学者生活：“他们忍饥挨饿，营养不良，通货膨胀，贫困，敌机轰炸，住房拥挤，老鼠成堆，疾病流行，药物奇缺，书籍和杂志不足等等……昆明美丽的风光与我的朋友们的贫困生活十分不协调。”费孝通的传记作者写道：“他们不仅过着缺衣少食、没有住处的难民生活，而且也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使日子越过越穷。在三十年代，教授的薪金是比较高的，但是到了四十年代，他们的工资赶不上通货膨胀。结果产生财富的再分配，费孝通比一般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更穷。”战时条件非常困难，费孝通和他的研究团队没有资金从事大规模的研究计划，没钱雇助理和秘书，甚至买不起照相机和胶卷等简单器材，出版物大部分是油印的，费孝通花了很多时间刻蜡版和印刷。(13)有关生活与研究艰困状况的描述，不胜枚举。 对学人来讲，研究资料的匮乏也是一个严重问题。范文澜在延安写书时条件很差，不仅买不到必要的参考书，外借也很困难。(14)吴泽回忆：“战乱期间，转辗平、津、京、沪、武汉、成、渝诸地，奔波于兵荒马乱之中，在渝寓处，就两次被日机炸毁，烧成瓦砾，资料文稿，也几次损毁!……颠沛流离，不能安居，何暇写著!尤其是资料的搜集感到万分的困难。”(15)更糟糕的是手稿丢失，积累的成果化为乌有，陈寅恪1938年4月由港赴滇途中行李被盗，携带的重要书籍包括多年研究著述成果丢失。(16)陈岱孙也在战火中损失了早年搜集的学术资料及《比较预算制度》手稿。(17) 然而，即便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学人们仍能保持积极心态。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18)汪曾祺讲那时候的师生“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19)何善周回忆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情景：“当时大家作科学研究的兴头极高，每夜都到十二点过后才睡觉；而闻先生睡的更晚，有时我睡醒一觉了，看见正楼的窗户上还有亮光”，闻先生“天天工作到十六个小时以上，向不中途休息，向无倦容”。(20)闻一多在这一时期完成了《神话与诗》《周易义证类纂》《楚辞校补》《尔雅新义》《庄子内篇校释》等传世名篇。费孝通回忆：“以客观形势来说，那正是强敌压境，家乡沦陷之时，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21)费孝通认为，这是种“一往情深”，对事业的抱负，已不再是书斋的、个人的，而系于对国家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