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家，创作生命漫长的巴金一直深受不同年龄层读者的喜爱，无数意气风发的青年从《家》中获得了反抗的勇气与出走的动力，无数白发苍苍的老者从《随想录》中感受到良心的悸动与岁月的抚慰。走过101年人生岁月的巴金一直以“现代文学最后一位大师”“作家良心”的形象为人熟知，始终引领文坛的方向。《寒夜》是巴金创作生涯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被海内外不少学者认为是巴金艺术趋于成熟完美的作品，在主题思想上被认为是对国民党政府腐败统治的揭露和批判，是对底层知识分子困苦生活的同情和悲悯。①然而，《寒夜》除了纯熟的艺术技巧和巴金多次强调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意义之外，对巴金的整个创作生涯来说有什么意义?巴金于新时期重返文坛后，在其重要的五卷本《随想录》中表达了深沉的自省和忏悔意识，和《寒夜》又有怎样的内在联系?本文在知人论世与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从巴金的整体创作中观察《寒夜》的位置，也由此探究巴金为脱离个人精神困境所做的探索，同时关注巴金创作中关于反思与救赎的时代主题。 一、正确与错误：革命青年的作家之路 因为《家》的广泛影响，我们对巴金的出身和家庭情况较为熟悉，通常意义上会将巴金看作“觉慧”的原型，他因为受不了封建家庭的压迫和束缚而反抗和出走，这也是巴金早年成为青年代言人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巴金虽然确实深受封建大家庭繁文缛节、道德沦丧之苦，②但这个封建牢笼毕竟是个富庶之家，使巴金在战乱年代免遭饥寒，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小说中被描绘成大家庭罪恶之源的祖父现实中其实对巴金颇为疼爱。③巴金在人生之初和生命成长中就多次历经矛盾挣扎，他一方面依恋母亲和哥哥带来的温情，另一方面也亲眼目睹了从小照顾陪伴自己的女佣杨嫂的悲惨死亡，朦胧意识到了自己出身的复杂性。“在公馆里我有两个环境，我一部分时间跟所谓的‘上人’在一起生活，另一部分时间又跟所谓的‘下人’在一起生活”，“我在污秽寒冷的马房里听那些老轿夫在烟灯旁叙述他们痛苦的经历，或者在门房里暗淡的灯光下听到仆人发出绝望的叹息的时候，我眼里含着泪珠，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宣誓要做一个站在他们这一边，帮助他们的人”。④这虽然是巴金后设视角的追忆，却也合理解释了16岁的巴金在走出家庭之初为何会被宣扬平等、博爱的无政府主义组织“适社”⑤吸引。“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失。在《夜未央》里，我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之大悲剧，我一次找到了我的梦境中的英雄，我找到我的终身事业，而这事业又是与我在仆人轿夫身上发现的原始的正义的信仰相合的。”⑥巴金在走出家庭后沉迷于和这群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办报、写稿、发传单、参加游行活动，正是和他最初的生命经验密切相关。 到了离开家乡赴外地求学，巴金开始自由地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通信，通过著名无政府主义者邓梦仙开办的华光医院⑦结识了更多志同道合者，再到去往无政府主义者聚集的法国留学，生活犹如烈火烹油，激动人心。留学期间，巴金不仅参与了引起世界关注的“营救萨珂与樊塞蒂事件”，翻译了克鲁泡特金、高德曼、廖·抗夫等人的著作，而且写了非常多的讨论国内政治和社会状况的短评、杂感，“加入了巴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小组，并且和不同国籍的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流亡者取得了联系；这些人包括象亚历山大·伯克曼和TH、基尔(伦敦)这样的名人。他和爱玛·高德曼仍保持着从1924年在中国就建立起来的联系，并且开始和奥地利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奈特罗通信。他还同法国的中产阶级及工人阶级建立联系”。⑧从四川的“适社”走到上海的华光医院，再到法国的巴黎和沙多-吉里，作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十分称职。而文学创作，只是这段时间里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巴金自己后来回忆说是因为初到法国，想念亲人，内心寂寞，只好借纸笔发泄情感。后来因为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作品而直接中断了创作，可见对于一些工作的轻重缓急，巴金自有标准。直到大哥写信来继续说些希望他“扬宗显亲”的话，他才拾起了中断的创作，想把这本书(《灭亡》)呈献给大哥，“如果他读完以后能够抚着我的头说：‘孩子，我懂得你了。去罢，从今以后，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哥哥的爱总是跟着你的!’那么，在我是满足，十分满足了!”⑨相比于翻译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参加营救无政府主义者活动、撰写时政短评等工作，文学创作真的只是巴金的业余爱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更准确地说，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巴金社会活动的补充，比如发泄情绪、辅助宣传、让长兄了解自己的主张理想等。 《灭亡》发表后取得巨大的成功，倒是让巴金深感意外。值得注意的是，《灭亡》的结尾，革命者杜大心选择了用恐怖主义的方式献身革命，这和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同时受俄国民粹派运动和欧美恐怖主义思想影响有关。⑩无政府主义在今天作为一种政治光谱包含着诸多不同的流派和宗旨观念，但在巴金对这一思想的接受阶段，暴力、恐怖活动、个人、集体、财产所有权等观念其实都并未得到有效的清理和认定，巴金虽然后来多次批评恐怖主义以及否定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关系，但彼时身在异国他乡，也眼见了诸多同人的奋斗牺牲，年轻而性情激烈的巴金塑造出杜大心这样的人物便不奇怪，奇怪的是他把这样一个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形象寄给了长兄，甚至奢望长兄能够理解他的志向。巴金对供养他生活、对他寄予厚望的长兄做出流血牺牲的暗示在传统文化意义上讲便是“大不孝”，但从彼时巴金的思想发展出发，这确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坦诚。巴金将全部身心奉献于自己的主义和理想，这种激情和无所畏惧可以算是巴金在个人主体性指引下对精神超越的最初探索。以赛亚·伯林曾指出浪漫主义的两大原则便是自由意志和反对一切固有结构，(11)这里的“自由意志”和“固有结构”都是对启蒙主义理性一元化的对抗和反拨，伯林的这种对抗性张力正在巴金身上得到完美呈现，他既接受了启蒙理性的根本影响，又兼具与理性相抗争的自由与激情，浪漫主义者巴金在革命的理想和实践之中阴差阳错地走上了本来只是辅助他宣泄情感的道路——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