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白话文体的“问题性” 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的《狂人日记》标示了一连串“起点”。对鲁迅本人而言，《狂人日记》的写作仅仅是一个“听将令”式的偶然事件，他甚至没有在日记中留下关于写作《狂人日记》的只言片语，后世的文学史编纂者不得不依靠想象和虚构来逼近他写作时刻的心境。①然而，《狂人日记》发表所引发的后续是鲁迅远远没有预料到的。它迅速成为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中国现代文学最早的创作“实绩”，之后，更构成了作家鲁迅的文学起点。 在这些互相重叠的“起点”之中，《狂人日记》所采用的“形式”也即白话文体，是一个广受注视的特征。按照严家炎的说法，“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②，《狂人日记》的成熟不仅在于鲁迅的小说技法，同时在于它为新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典范。在胡适的设想当中，新的白话文学也必然是“国语的文学”③，而1920年教育部通告国民学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随后新文学作品大量进入国语教科书，到1950年代普通话确立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狂人日记》所为之奠基的，确乎不仅仅是现代中国文学，而且也是现代中国的新书面和口头语言。 在鲁迅看来，他以《狂人日记》为开端写下的一系列小说，显示了陈胡二人所号召的“文学革命”的实绩。④胡适本人也把包括《狂人日记》在内的鲁迅小说视为白话文学的重要成绩。⑤然而，如果说胡适和陈独秀“改良”乃至“革命”的主要诉求，在于破“死”文言难学难懂之弊，收“活”白话通俗平易之益，那么《狂人日记》虽然采取了白话的形式，却似乎仍谈不上通俗平易。Michael Hill研究了1930年代的汉字拉丁化运动中出现的拉丁化新文字版《狂人日记》后发现，与鲁迅的原文相较，经过拉丁化新文字改写的《狂人日记》删去了原文中许多偏书面化的词汇，代之以更为简单、口语的词汇，同时也将句式改造得更适应口头习惯，甚至连标题《狂人日记》也改为了更简单易懂的Igo fungz di rhgi(一个疯子的日记)。⑥作为中国现代语言改革中最为激进、最无限接近透明的“活口头”语言的试验方案之一，拉丁化新文字版的《狂人日记》不得不做出相当程度的“改写”，恰恰从一个侧面显示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使用的语言，与胡适和陈独秀所梦想的那种平易、明了、通俗的文学语言之间，仍有一定距离。 如何来理解文学革命的倡导与文学革命的实绩之间的这种距离?尽管鲁迅后来作为白话文的激进拥护者形象广为人知，但仔细查考不难发现，他对白话文的态度其实也蕴含着许多微妙复杂之处。根据周作人的回忆，他1917年甫至北京时，“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述许季茀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⑦。可以说，鲁迅本人此时“对于文学革命即是改写白话文的问题”至少是“无甚兴趣”的。⑧正如周作人所提示的，鲁迅的这种淡漠应该与他的“民报社时代”⑨，也即与许寿裳、钱玄同等人共赴民报社从章太炎学习文字学，并在一系列论文和《域外小说集》中尝试“文学复古”试验的历史有关；但在木山英雄看来，在从“文学复古”到“文学革命”这一貌似奇崛的转折中，实际存在着某种逻辑关联，“文学复古”的设想中已经蕴含了促使鲁迅走向白话写作的“文学革命”的依据⑩。季剑青的论文也将鲁迅白话写作的起源追溯至他东京时期的文言试验，认为“鲁迅对‘声’的持久的敏感和探求”是把握鲁迅选择白话文还是文言文的关键，“鲁迅从文言写作转向白话写作，实际上是从对个体‘心声’的传达转向对他人‘心声’的探索和召唤”(11)。 以上研究做出了关键性的开拓，但仍留下一些未尽的部分，有待进一步申发。一个没有在木山英雄和季剑青的讨论中得到充分展开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在声音与个体的关系图谱之中放置民族或群体想象的位置?在季剑青的分析之中，鲁迅为《域外小说集》翻译的安特来夫《谩》《默》和迦尔洵《四日》三篇小说所表现的是隔绝于他人的孤独个体的内心声音，这种隔绝对应了鲁迅此时选择的高度复古难解的文言形式，从而，《域外小说集》的失败可以隐喻性地被解读为文言复古的失败：孤独的内心无法经由繁难的“本字”传达给读者，只有在鲁迅转向白话之后，个体的“心声”才可能与他人发生联结(12)。但值得注意的是，对鲁迅本人而言，恰恰是在这些封闭和孤独的“心声”之中，蕴含着某种通往民族性、群体性的路径，并且这一思路并没有因为他1918年开始白话写作而发生重大改变。在1909年为《域外小说集》所写作的那篇简短而磅礴的序言中，鲁迅称这些孤独的“心声”为“邦国时期”的“大涛之微沤与”(13)，尽管遭遇了商业上的失败，鲁迅和周作人此后多年仍持续在教育部、北大同事之中赠送《域外小说集》(14)，1920年《域外小说集》在群益书店再版，以及鲁迅1921年开始以白话继续翻译安特来夫和迦尔洵的小说，都显示《域外小说集》中的孤独“心声”与他1918年开始的白话创作之间复杂却清晰的承续关系。支持着鲁迅从“文学复古”转向“文学革命”的，似乎恰恰是某种持续性的对于个体和民族关系的理解。 在柄谷行人看来，对某种纯粹声音的找寻一方面是东西方现代民族形成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另一方面，无限靠近声音的语言最有可能透明地展现个体“内面”这一意识，实际是使得现代民族国家得以成立的某种意识形态装置(15)。在这个意义上，声音—个体—现代民族国家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互相支撑的系统，对前二者的讨论不应该也无法避开最后一个因素的介入。对鲁迅而言，民族主义是他文学活动的根本前提，他对语言的思考和选择，以及对幽深个体经验的追寻，毋宁都是民族主义这一根本诉求的衍生物。但是，鲁迅对声音、个体与民族(群体)三者关系的设想，既有别于胡适那种通过某种透明的、具有高度交流性的共同语言达致民族共同体的方案，亦不同于柄谷行人所描述的声音—个体—现代民族国家的三位一体。这不仅是鲁迅语言观中最为难解的部分，而且构成了理解鲁迅文学和思想的重要线索。本文的基本目标也正在于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在下面的篇幅中，我将通过对《狂人日记》的重新解读，以及对鲁迅语言观形成过程的再追溯，尝试厘清鲁迅是在什么样的关系之中设想声音、个体与民族的，以及这一套动力机制如何影响了他的文学选择和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