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罢，种种，去罢! 当前有插天的高峰； 去罢，一切，去罢! 当前有无穷的无穷!(29) 对比这两首诗，不难发现二者存在的关联，所以当时担任《晨报副镌》校对且看过《我的失恋》校样的孙席珍直言：“这首诗是用游戏的笔法写出来的严肃的讽刺诗，讽刺对象是《现代评论》派的干将徐志摩”，“整天哭丧着脸，‘阿呀，阿唷，我要死了’地嚷嚷不休。先生对之很是厌烦，就写了这首《我的失恋》，跟他开了个大玩笑”。(30)而杨昌溪也在1930年代的《文人趣事》中，提到鲁迅“曾作打油诗《我的失恋》一首交去，付排时，为研究系之经理老板瞥见，认为此诗是因想讥讽徐志摩而作，坚决不登，孙伏园因强扭不过，愤而辞职，《语丝》即由是产生。因徐志摩当时正在追逐林长民之女儿林×音未成。该诗后经陈西滢见后，也认为是为讽刺徐志摩”(31)。 回头来看，《我的失恋》成为导火线确实是一个意外，但“晨报馆的压迫孙伏园，伏园的愤而辞职，并不单纯为了《我的失恋》那首诗”(32)，从刘勉己事后虽然向孙伏园道歉但并没有挽留他来看，这个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双方之间早已暗伏人事矛盾，后来更是因为办刊理念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晨报》老板有些恐慌了。于是他们不满于再起的青年运动。更不满于孙伏园所编的副刊。因为当时的副刊上，不只是登些辛辣的文艺作品，有时还登载批评政治、批评社会的杂感与论文。在这种形势下，伏园被逼而离开《晨报》了”(33)。 三 创办新阵地与反对徐志摩投稿 撤稿事件随即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伏园辞去了《晨报副镌》之后，心里当然很气愤，因此想自己办一种刊物，邀集一些较为接近且曾为《晨报副镌》撰稿的作者担任撰述，以与晨报副刊相对抗，并给予他们一些打击”(34)，而鲁迅也表示“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几天之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35)。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语丝》在1924年11月17日正式创刊。 不久，在世界语专门学校听课的荆有麟，在课上听到鲁迅提到了孙伏园辞职和《语丝》将要出版的消息，立即将消息报告给了《京报》老总邵飘萍，并力陈孙伏园的编辑能力和周氏兄弟的巨大影响，于是邵飘萍同意聘请孙伏园编辑副刊，并计划“仿照上海《民国日报》的办法，再出七种附刊，每天一种，周而复始”(36)。荆有麟随后告知了孙伏园和鲁迅，不过孙伏园最初并不情愿： 《京报》听说我辞去了《晨报附刊》的职务，总编辑邵飘萍就来找我去办《京报副刊》。我觉得《京报》的发行数少(约三四千份，《晨报》有将近一万份)，社会地位也不如《晨报》，很不想去。但鲁迅先生却竭力主张我去《京报》，他说，一定要出这一口气，非把《京报副刊》办好不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五日，《京报副刊》就出版了。邵飘萍倒很能干，但帮忙的人不多，等于一个人办一个报，也没什么规章、制度，经济也很困难，有时连稿费都没有。但是鲁迅先生却不在意这一些，还是像支持《晨报附刊》一样地支持《京报副刊》。(37) 在周氏兄弟的鼎力支持和孙伏园的出色编辑下，《京报》的销路急剧增加，这让邵飘萍又惊又喜，而《京报副刊》之所以一出版就能发生这么大的影响，主要原因是它迎合了1920年代中期青年人的革命激进潮流。当时正值孙中山北上发起国民会议运动，倡导反帝反军阀，北方的青年人受此鼓动，纷纷起来结社入党，但“《晨报》渐趋灰色态度，已为青年所不满”，“于是《京报》风靡北方了，终至发生‘洛阳纸贵’现象”(38)，而在《京报副刊》上倡导青年起来积极批判社会的鲁迅文章也广受欢迎，与此相反，《晨报》的发行量却急剧下降，无奈之下托人向孙伏园说和。鲁迅回忆说：“至于对于《晨报》的影响，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颇受些打击，曾经和伏园来说和，伏园得意之余，忘其所以，曾以胜利者的笑容，笑着对我说道：‘真好，他们竟不料踏在炸药上了!’”(39) 从这个角度看，鲁迅一方虽然丧失了《晨报副镌》这个旧阵地，反倒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自然得益于《京报副刊》《语丝》这些新阵地的开拓，而更重要的是适应了当时急剧变化的国民革命形势。不过双方也正在形成初步的对立，尤其是鲁迅开始表达对徐志摩这些英美留学生以及新月社研究系的不满。1924年12月，鲁迅在《语丝》第三期上读到了徐志摩翻译的波特莱尔的诗歌《死尸》，看到他这样自夸：“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别怨我”。(40)于是鲁迅就写了一篇《“音乐”?》，讽刺道： 我这时立即疑心自己皮粗，用左手一摸右胳膊，的确并不滑；再一摸耳轮，却摸不出笨也与否。然而皮是粗定了：不幸而“拊不留手”的竟不是我的皮，还能听到什么庄周先生所指教的天籁地籁和人籁。但是，我的心还不死，再听罢，仍然没有，──阿，仿佛有了，像是电影广告的军乐。呸!错了。这是“绝妙的音乐”么?再听罢，没……(41) 这些话嬉笑怒骂、极尽挖苦之能事，自然是鲁迅故意的了，他后来专门在文章中，谈了自己当时这么做的真实原因： 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这是我和后来的“新月派”积仇的第一步；语丝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42) 不过，《语丝》同人中也有刘半农这种极力支持的，他写了一篇《徐志摩先生的耳朵》，调侃说：“最难的是徐先生的耳朵，不能割下观察与试验”，所以“我要请他预先在遗嘱上附添一笔，将两耳送给我解剖研究，至少也须是两个耳轮，能连同他的细皮，自然更好”。(43)而徐志摩在看到这些文章之后，果然如鲁迅期待的那样不再给《语丝》投稿了，当后来周作人再次向他约稿时，他复信表示自己“不敢随口答应”，他抱怨说“我不敢自信，我如其投稿不致再遭《语丝》同人的嫌(上回的耳朵!)”(44)。 鲁迅与《语丝》同人的不同态度，反映出双方对后五四时代“思想革命的联合战线”的不同看法。由于同出五四新文化阵营，1924年底差不多同时创刊的《语丝》《猛进》《现代评论》“三个周刊并没有显明的界限，如语丝第二期有胡适的文字，第三期有徐志摩的文字，现代评论有张定璜的‘鲁迅先生’一文，孙伏园又在京副说这三种刊物是姊妹周刊，都是例证。徐旭生给鲁迅的信中说，思想革命也以语丝，现代评论，猛进三种列举，而办文学思想的月刊又商之于胡适之。虽然内部的同异是有的，然大体上却仍然是虚与委蛇”(45)。但是，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却认为： 北京的印刷品现在虽然比先前多，但好的却少。《猛进》很勇，而论一时的政象的文字太多。《现代评论》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却很显得灰色，《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罢。……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46) 在鲁迅看来，“学者”“文学家”的联合战线只是“浩大而灰色的军容”，效果远不如“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47)，不仅如此，恰恰是“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48)，导致了后五四社会的复古倒退，由此他认为“‘特殊智识阶级’的留学生”需要为此负责。于是，鲁迅将目光投向了狂飙社这些五四边缘文学青年，联合他们在1925年4月24日创办了新刊物《莽原》，重启思想革命，倡导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矛头直指“学者”和“文学家”，“要掷去了这种尊号，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49)，这是鲁迅针对后五四时代的新形势，创造的新阵地、新战士和新战法。 四 接编晨副与互相揭发“抄袭” 到了1925年夏天，在陈博生的一再要求之下，徐志摩终于答应接编《晨报副刊》，不过他和陈博生约定了办刊的宗旨： 我说我办就办，办法可得完全由我，我爱登什么就登什么，万一将来犯什么忌讳出了乱子累及晨报本身的话，只要我自以为有交代，他可不能怨我；还有一层，在他虽则看起我，以为我办不至于怎样的不堪，但我自问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闇与褊浅我是不来的；我来只认识我自己，只知对我自己负责任，我不愿意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说的，我要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说的……(50) 徐志摩的办刊思路是拒绝投机和迎合民众，具有强烈的独立批判色彩，而其背后则是他所接受的英美自由主义和费边主义理念，这点与陈西滢所在的《现代评论》类似，他们都标举独立精神和研究态度，反对暴力革命和社会运动，支持精英治国和渐进改良，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像周氏兄弟所在的语丝莽原群体其实都是在迎合民众，“他们所骂的人，都是‘民众’所要骂的人，因为他们一骂之后，即刻就有许多人跟在后面骂。他们所恭维的人，也都是‘民众’所要恭维的人，因为他们一恭维之后，即刻就有许多人跟在后面恭维。他们骂人，同时他们维持了他们的思想领袖的地位和威信”(51)。 徐志摩接手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首先改变的就是副刊的外观，为此找到蒲伯英重新题写了隶书的刊名，然后找擅长绘画的凌叔华重新设计刊头，凌叔华搬出了厚厚的画册共同查看，结果徐志摩相中了瑟亚词侣的一张扬手女郎图，他让凌叔华描下来做了新刊头。10月1日《晨报副刊》新刊出刊，徐志摩在该期登载的凌叔华小说《中晚秋》后面加了一段跋语，指出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是凌叔华的，所以一并致谢。当晚的聚餐会上，徐祖正和邓以蛰就指出这幅画是瑟亚词侣的，批评徐志摩没有说明，凌叔华自己也很着急，担心被人质疑，但徐志摩觉得无须担心，他打算再做一篇长文说明为何选用这幅图案。 但是，凌叔华等人的担心很快成了事实，10月8日，陈学昭化名“重余”在《京报副刊》发表《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指出凌叔华是剽窃了瑟亚词侣的作品(52)。知道不妙的徐志摩当天致信孙伏园，解释“这回《晨报副刊》篇首的图案是瑟亚词侣的原稿，我选定了请凌叔华女士摹下来制版的。我谢了她，却没有提画的来源”，他表示“我先得把重余先生这份骂完全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再说，绝对没有旁人的份”，“同时我得对替我摹制图案的人深深的道歉，因为我自己不小心连累她也招人错怪了”。(53)不得已之下，徐志摩只好将刊头换成了闻一多的一幅画，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1月7日，凌叔华在《现代评论》发表了小说《花之寺》，一周后又有人在《京报副刊》指出：“晚近文学界抄袭手段日愈发达……现在某女士竟把柴霍甫(即契诃夫)的《在消夏别墅》抄窜来了……这样换汤不换药的小说，瞒得过世人吗?”(54)紧接着，刘半农也发表文章指出《花之寺》有抄袭问题。 凌叔华为何频频被《京报副刊》一方爆出抄袭呢?原因是和当时愈演愈烈的女师大风潮有关。由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撰文批评风潮背后是“某藉某系”(浙江籍北大国文系)的人暗中操动，此举最终引发了新知识阶级内部英美派和法日派的公开对立。“《现代评论》创办时，北大校内有两派。一派以国文系教授为主，主要是些留日学生，再加上几个留法学生。如三沈(兼士、尹默、志远)、二马(裕藻、叙伦)等。他们的后台是李石曾。另一派是以胡适为首的从英、美回来的留学生”(55)，其中英美派及北洋政府支持校长杨荫榆，法日派及背后的国民党则支持青年学生，双方逐渐形成“莽原，语丝，猛进对现代评论；京副，民副对晨副”的政治“界限”(56)，譬如周作人就强调：“此刻中国(至少是北京)的言论界上显然分出两个局面：一是继承《新青年》以来的思想革命的革新运动，……一是继承《公言报》以来的反动的复古运动，……这回战争的关系颇大，这决不仅是文白兴废的问题。”(57) 为了击倒对手，双方竞相采用了制造流言抹黑对手的办法，凌叔华被频繁揭露抄袭，显然是周氏兄弟所在的法日派为了搞臭陈西滢，而选择了向其恋人下手的做法，同时也顺带给支持现代评论派的徐志摩和《晨报副刊》以相应打击。而在陈西滢看来，此事是鲁迅幕后指使的，因为他在教育部就负责美术事宜，同时也是著名小说家，只有他才能判断凌叔华的画和小说是否抄袭。愤怒的陈西滢于是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一方面为自己的爱人辩护，另一方面也含沙射影地指出： 可是，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58) 众所周知，“思想界的权威者”(59)是鲁迅在1920年代中期的著名称号，显然陈西滢是在暗示他抄袭了。但鲁迅断然否认幕后指使，他后来这样解释： 因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将“大盗”两字挂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权威者”。殊不知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这些小说。“琵亚词侣”的画，我是爱看的，但是没有书，直到那“剽窃”问题发生后，才刺激我去买了一本Art of A.Beardsley来，化钱一元七。可怜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见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费了。(60) 不过，鲁迅的解释并不能为对方信服，凌叔华特意在《晨报副刊》发表了一封致徐志摩的公开信，非常不屑地说：“哼，哪晓得因此却惹动了好几位大文豪小文人，顺笔附笔的写上凌□□女士抄袭比斯侣大家，种种笑话，说我个人事小，占去有用的刊物篇幅事大呀!”(61)而徐志摩自然也知道这些事情背后的缘由，不过他此时采取了回避的策略，不想正面和鲁迅他们发生冲突。但是，冲突不是他想避免就能避免的，随着政治革命形势的变化，徐志摩最终也被彻底卷入了这场论战之中。 五 攻周专号与互相制造“流言” 1925年底国共两党策划了首都革命，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垮台，女师大学生趁机复校，鲁迅所在的法日派全面获胜。与此相应的则是对手的失败，其中晨报馆被群众焚毁，“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反基督教大同盟运动，竟将《现代评论》社的人都列入应打应烧的名单里面”，“甚么反革命派呀，反动派呀，帝国主义者之走狗呀，文妖呀，奴才呀，畜生之畜生呀，都是我们的绰号”。(62)在这种情况下，陈西滢1926年初提出“永远不管人家的闲事”(63)，但周作人表示“我希望陈先生也不要高隐，还是仍旧来管点闲事”(64)，而刚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倡导“打落水狗”的鲁迅，则讽刺“这些老玩意，也只好骗骗极端老实人”(65)，然而陈西滢不做回应，只是在《闲话》里大谈最喜爱的作家法郎士。 此时的徐志摩忍不住出来打抱不平了，他一方面称赞陈西滢是“有根”的“学者”，认为“他学的是法郎士对人生的态度，在讥讽中有容忍，在容忍中有讥讽”，“他唯一的标准是理性，唯一的动机是怜悯”；另一方面明贬暗褒，说“西滢是个傻子；他妄想在不经心的闲话里主持事理的公道，人情的准则。他想用讥讽的冰屑刺减时代的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