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日本鲁迅研究的名家，丸山昇的学术业绩在国内已经有不少介绍。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界，丸山昇的名字或许会唤起一连串印象，比如“实证”的方法和作为“革命人”的鲁迅形象。但符号化的印象也会妨碍更深入的理解。已有学者指出，“实证”方法并不能概括丸山昇的学术宗旨，而应视为某种具有针对性的策略。①近年来，学界对丸山昇的研究开始深化②，不过尚未呈现出其事业的全貌，这一方面是由于相关研究大多从日本鲁迅学的纵向谱系来看待丸山昇，而较少注意他与战后日本思想史语境的横向联系，例如内在于其研究的“战后民主主义”问题；另一方面，相关文章大多将丸山昇视为一个已经“完成”的学者，对其治学方法进行静态的评述，而较少追溯其思想成长的轨迹。 本文将重新梳理丸山昇的学术在具体历史状况中发展演变的过程。洪子诚先生曾指出，丸山昇的学术不是单纯“职业性”的研究，“在严谨论证中可以捕捉到动人的生命热度”。这种“热度”究竟源出何处?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发掘丸山昇学术中的历史印记，追溯他的思考与时代的“共振”。 一 “共感”与“违和”：丸山昇的1950年代 丸山昇1931年出生于东京的一个平民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海军军人，受家庭环境影响，他也曾经准备报考海军预科学校，但战争的结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③1948年4月丸山昇考入旧制第一高等学校，分配到第六志愿的汉语班。不久后日本实施学制改革，一高成为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丸山昇由此升入东大中文科，受教于仓石武四郎、小野忍等老一辈中国研究者。④正如他自己所回顾的，在当时日本的文学青年中最有人气的是法国文学，他对中国文学的选择主要是由于外因。但在大学期间，随着他的政治认同逐渐形成，他对同时代的中国也产生了一种共鸣感。1948年日本全学联成立，开启了战后左翼学生运动的第一波高潮，丸山昇也参与其中，并加入了东大的共产党支部。对知识和精神自立的渴求、对学生运动的参与和对中国革命的关心互相强化，偶然选择的中国文学研究便转化为一种内在的认同。 1951年丸山昇在街头声援左翼学者出隆的竞选活动时遭到逮捕拘留，1952年“五一事件”⑤后再次遭到拘留。这种与权力正面对抗的经验，深化了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共鸣。在他当时的书信乃至庭审陈词中，他多次表示要学习战前中国学生运动的精神，还将日本政府对学生的压迫类比于“三·一八惨案”，并援引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来鼓舞自己：“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⑥他在拘留所撰写了以丁玲为研究对象的本科论文，其间每天上午读丁玲，下午则读资本论。由此可见，对于丸山昇而言，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学术对象，更是一种精神资源。 与很多战后才接触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日本人一样，丸山昇此时的共鸣，与其说来自对中国文学的深入了解，不如说首先来自“新中国”这一现实存在本身。而由此出发，往往会把个体作家的实践理解为通向革命胜利的道路之一环。丸山昇1956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呐喊〉时期的鲁迅》就带有这样的痕迹，文章的一个主轴是鲁迅与民众的关系，例如先分析了《狂人日记》和《随感录》对民众的“严厉”态度，继而讨论鲁迅如何反思自我的主体位置，超越对民众的失望和性急的批判，走向更贴近民众的立场⑦。在另一篇1958年的文章里，他认为《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和《阿长与〈山海经〉》等文章表现出“对民众固有的健全、健康的信赖”，与《呐喊》时期已经很不相同，还指出战后日本“民主化”的根本弱点，就在于对“阿长式的”民众不屑一顾。⑧换言之，丸山昇是从战后日本民主运动未能解决的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问题出发，而支撑其理想中的民众形象的与其说是鲁迅作品本身，不如说更是中国革命后来的进程。正因如此，这一时期丸山昇常常在鲁迅的延长线上谈论赵树理。 在小野忍主编的《现代的中国文学》一书中，丸山昇撰写了“抗日战争和革命战争的时代”一章(1958)，文中注目于赵树理笔下农民的“笑”，认为这种农民形象与阿Q式的农民尽管相似但又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意味着与近代先觉者不同的另一种主体“觉醒”：个人不是先与集体分离以确立自我，而是越过这一阶段，在集体中直接走进新的天地。⑨后来丸山昇在1960年代中期为赵树理作品撰写解说时仍然延续了这一认识。在当时的日本这种见解或许不算新奇，因为赵树理作为与丁玲比肩的“人民文学”的代表，一度是日共系知识人学习“大众路线”的榜样，而在“国民文学”的讨论中又因为竹内好的阐释，被赋予了某种超越“近代”的色彩。由于日本知识人对新中国的憧憬，鲁迅、赵树理、丁玲常被放在一种目的论式的精神运动的轨道上来理解，共同指向一个与日本不同的“近代”。正如丸山昇晚年所言，这种共同的问题意识植根于战后日本人的“悔恨的共同体”(丸山真男语)，基于对日本自上而下的“近代化”的反思。⑩ 然而，以政治热情为动力的学术，势必要在“立场”和“学理”之间维持某种危险的平衡。丸山昇在东京大学的鲁迅研究会中便有过此种体验。鲁迅研究会发轫于1952年，1953年发行的会刊《鲁迅研究》创刊号上刊登了新岛淳良的一篇文章，主张追求鲁迅的“姿态”(日文原文为“姿势”，大致相当于立场、态度)。新岛此文批判另一份同人刊物《黄沙》对日本的“五一事件”与鲁迅笔下的“三·一八”事件的类比，认为这种政治上的简单类比不足以把握鲁迅的“姿态”。到了1954年的《鲁迅研究》第八号上，围绕“姿态”的争论再次爆发，一名读者来信批判新岛淳良，并认为鲁迅研究会与现实斗争拉开距离是一种“堕落”，要求强化学术的政治主体性和党派立场。负责编务的尾上兼英和宅见晴海等认为需要认真接受这一批判，而新岛等另外几名会员则提出抗议，由此引发了研究会的分裂，以致尾上和宅见辞去编辑职务，宅见晴海甚至在不久后自杀。丸山昇正是在此后接手主持《鲁迅研究》的，他虽然不处于事件的中心，但也受到了某种冲击。木山英雄在为《丸山昇遗文集》所写的序言中详细考证了这一事件，指出争执的双方其实是在不同意义上关注“政治性”，其分歧并不像他们自己认为的那么大，而丸山昇对这场争论持有否定的看法，他认为只有具体的研究成果才能让“姿态”不至于成为空论。(11)丸山昇在事件中的冷静态度，或许与他此前已体验过日共内部党派对立所造成的内耗有关。(丸山原本属于东大驹场占主流的“国际派”，后来该派在党内斗争中失败，丸山等通过提交自我批判才“恢复”党籍)总而言之，鲁迅研究会的这场风波既反映出当时的政治氛围，同时似乎也呈现了立场先行的学术的限度，并预示了日本中国研究界的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