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1)11-0147-10 延安文艺体制，是延安文艺传统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在文化战线的主要创获。有学者倡议成立“延安学”，以对延安留下的精神遗产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系统研究，这是富有想象力的学术工程，它的实施，必将打通目前延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研究各自为战相互隔绝的现状。“延安学”要研究什么?我认为首先要研究那些形成了某种“传统”的东西。要透彻地研究“传统”，不但要研究“传统”本身，还要研究“传统”的传统或其“前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住“传统”的来龙去脉与本质特征。延安文艺传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为工农兵服务”的观念影响深远，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各逞其妍；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决定这些东西何以产生、为其助产的延安文艺体制。延安文艺体制不是无中生有，它结胎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左联和苏区文艺运动时积累的宝贵经验。它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左联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在国统区组织左翼文艺队伍开展创造的“反文化围剿”体制与机制，和左联力倡力行的“文艺大众化”传统；二是苏区和红军文艺的传统，也即毛泽东要求延安文艺界着力发扬的“苏维埃文艺传统”。这两个虽是不同区域但同为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实践，为延安文艺体制的形成做了充分的铺垫。 一、左联在中共领导下开展组织化文艺运动的探索 明确中国共产党开始关注和组织领导文艺工作的具体时间，并不容易。如果从党的第一任总书记、新文化运动的“开路先锋”陈独秀发表震古烁今的《文学革命论》算起，当然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但那时中共尚未建立，而陈独秀在建党之后的注意力也已无关文艺；中共建党之初虽于宣传工作有所留意，但也因种种原因在宣传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建设方面，谈不上有太多实际的作为。至“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清共”策略逼使中共不得不走上了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独裁专制的道路。在残酷的军事“围剿”外，国民党又对中共组织及其意识形态进行全面打击。1929年6月，国民党通过“确定本党文艺政策案”，要求文宣系统以宣扬“三民主义”为指归，发展“三民主义文学”，同时取缔“鼓吹阶级斗争”的“革命文学”。①面对汹涌而至的文化“围剿”，中共中央紧急制订了针对国民党“确定本党文艺政策案”的《宣传工作决议案》，对过去党在宣传战线上的失误进行了系统检讨，清算了以为只有党的组织斗争才是实际工作的“错误观念”，强调指出过去“忽视宣传工作，是党在全部工作上一个大的损失”，“党以前对于共产主义的宣传，认为非目前急要的事，因而完全忽视”。②决议案规定了党在宣传工作上的任务、路线和组织，有学者认为，这份“决议案”是中共宣传工作走向组织化、系统化轨道的标志。③在中共开启组织、领导文艺工作的艰辛探索中，左联自然是其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章。左联的成立，拉开了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在文化战线角力的主战场。与国民党的文艺方针针锋相对，左联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尤其是文艺大众化运动，并最终取得了反抗国民党文化“围剿”的胜利。 左联作为中共在白区发展和管理文化事业的文艺团体，其组织成长史，也是中共尝试、探索对文艺事业进行组织化管理、并尝试建立一种文艺领导和运行体制的过程。 首先，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共有目的有系统地开展对文艺工作组织化领导的开端。 几乎与1927年国民党进行“清党”、中共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同时，一批倾向左翼文艺的作家也陆续在上海聚集。上海，这个中国最时髦的“十里洋场”，成了当时最先进、最先锋的社会思想的诞生地和传播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太阳社成立于1927年的上海，而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也于1928年前后陆续抵沪。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以中共党员居多，他们均以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为职志，不久就在上海掀起了革命文学的倡导运动，同时两社之间也围绕“革命文学”本身展开了激烈的论辩。他们激烈的社会批判和文学批评，掀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唯物论的舆论风潮，一时间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思想文化界关注的焦点。尽管创造社和太阳社内部都已建有党组织，甚至太阳社内有两个党小组，④而且太阳社还有瞿秋白这样的党内高层干部加入，但似乎他们的行为包括对鲁迅的“无原则批判”都未经党组织的通过或确认，更多属于社团或其成员的自发性行为。他们把鲁迅列为批判和斗争的对象，以及鲁迅对他们的反批评，都成为当时文化界的焦点事件。这场由共产党员发动的“文坛混战”及其带来的巨大社会能量，自然也吸引了中共中央高层的目光。 史料表明，关注到这场文艺运动的中共高层领导人有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等。在他们的关心、协调和指挥下，一个以两社为班底、团结鲁迅成立一个更大、更有包容性的文艺团体共同为党的文宣事业而努力的设想，也就逐渐成形了。由此开始，从几乎零经验，中共真正迈出了进行组织化文艺宣传工作的第一步。这在中共党史当然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有学者认为，中共开始系统规划地引导文学界，始于1929年创造社、太阳社开展“革命文学”论争后期。⑤可以说，重视文艺及文艺组织的作用，重视将其纳入党组织的领导，重视在文艺组织中树立类似鲁迅这样有影响力的“带头人”，这在从左联到延安的文艺体制建构史上是有一以贯之的线索可寻的。 其次，左联并不限于开展文艺工作，完成党组织交办的“非文学”业务，也是一种工作常态。尤其到了左联后期，在上海党组织因叛徒出卖遭到严重破坏的非常时期，左联甚至成了“第二党”，承担了更多诸如吸纳、组织失散党员的工作。这种“不务正业”，无论对于处在国统区还是根据地或者解放区的文艺组织而言，都是自然和正常的行为。这除了锻造知识分子党员的党性外，还使他们得到更多工作能力的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