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北作家群这个文学史概念的阐释，无法绕开“民族”这个关键词。鲁迅和胡风二人的权威评论奠定了用民族意识去解释东北作家作品的基调，促成了东北作家在上海文坛的成名，但也使得他们被动地成为左翼文学转向反帝抗日文学的例证，乃至其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论争双方争夺的战场，不过这种看法却忽视了东北作家创作中主动建构民族意识的一面。质言之，笔者相信不是鲁迅、胡风以先验的民族观念来发现东北作家的创作特质，而是东北作家通过流亡作品所营筑的特异的时空感，使广大读者共情于“祖国之爱”，并使得事关存亡的危机感升腾为民族共识，由此，文学抗战叙事正式拉开大幕。 流动的概念与现代性密切相关，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对此有深入讨论。他根据流体不固定、轻灵、非结构化等特性，在时间意义上将“流动”视作现代性的标志①。流动性也是文学研究的新方向，流动性与文学相互作用：一方面，流动性技术变革及其引生的空间感受影响了叙事结构和文学类型的衍变；另一方面，文学作为流动性的表征见证了流动性变迁，揭露流动性政治，参与流动性实践②。因此，通过对流动性的思考，能打开重新理解抗战时期的中国和中国文学的路径。从“九一八”事变起，大批军政部门、行政机关、教育和文化界人士，以及普通民众纷纷逃离东北沦陷区，持续地、有规律地越过山海关奔赴内地。由此出现了跨域流动的新形式，即因部分领土被殖民侵略而引发的境内流亡。对因生存和创作空间被侵占而被迫去往关内的东北作家来说，流动开启了他们跨越边界、建立关系性的探索；同时关联着伪满统治下的生活记忆，迁徙中的旅行体验，以及在祖国获得的“新生”之感，为新的思想意识和文学表现的发生提供了契机。 当东北作家流徙关内，在平津、青岛、上海等地被问到是谁、从哪里来的时候，祖国意识和民族意识开始在东北流亡者身上萌生。萧军在记录与萧红从哈尔滨流亡青岛旅途经历的散文《大连丸上》中，再现了祖国观念的生成时刻：在大连登船时，面对警察的质询，“二萧”给予“我是‘满洲’人”的回复，而等到离开东北抵达青岛下船时，他们梦幻般地获得了祖国意识及心灵的救赎和复活。“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从冻结里蠕活过来。‘啊!祖国!’我们梦一般的这样叫了!”③除了纪实性文字，相似的表述也出现在小说《樱花》中。在伪满被捕的父亲回到祖国与女儿团聚，对他们而言，祖国具有神奇的魅力：“就是太阳在祖国里也是新鲜的!在新鲜的太阳下面随处可以看到祖国的旗……祖国的同胞……”④东北流亡者将去往祖国想象为“归来”的航程，从未抵达的陌生空间具有了情感性的归属意义。因此，从东北到关内的跨域行为，对东北作家来说是作为创造特殊意义的任务而存在的，他们向内发现了“故乡”，向外召唤了“祖国”和“民族”。 “祖国”所指涉的含义、实体和情感有着很长的历史谱系，同是具有跨域流动经历的鲁迅、郁达夫等新文学作家，他们在现代异国获得了反观性视野，希望通过启蒙民众来改造自己的民族。譬如小说《沉沦》的结尾，在“我”与祖国的对话中祖国只是假托，因个人诉求无法实现，进而转嫁为对国家落后的怨恨。与之不同的是，东北作家笔下的祖国形象从被改造的对象转变为具有凝聚力的政治主体，并由此激发起民众的热爱和牺牲精神。1935年东北流亡学生的诗作《祖国》直白地表现了这一点：“祖国呀！！/我愿为你：——/流尽了我那一腔热血，/染红了辽沙!/淹没了倭家！！”⑤无论是萧军、萧红书写抗日主题的《生死场》《八月的乡村》，还是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罗烽《祖国的海岸》、孙陵《祖国》、白朗《祖国正期待着你》，此类直接以“祖国”为题的作品，都能从中概括出“祖国之爱”的情感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祖国之爱”的产生和接受过程。萧红的《生死场》是典型的流动性文本，小说的前两章曾以《麦场》为名发表在伪满洲国刊物《国际协报》上，剩下的部分在青岛写完，全书在上海出版。文本创作和接受语境的变化使得《生死场》前后两部分存在意义滑动，在伪满洲国的文化环境中，缺少抗日文学产生的土壤，《麦场》表现了东北乡村的日常生活。有研究者指出《生死场》后半部分的调整适应了上海文坛的具体需求，“这是一种‘危机时刻’的阅读方式，现实语境对创作与阅读两端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⑥。还需要强调的是，正因为离开东北来到青岛和上海，东北作家才更有可能在文本中建构起民族意识的发生场景。小说前半部分《麦场》芜杂地呈现了阶级、性别、城乡等多重话语，但《生死场》后半部分则集中地成为民族“觉醒底最初的阶段”⑦的真实记录。文本通过村民的“宣誓”场景，重现了民族精神觉醒和国族身份确认的现场，村民们开始意识到，“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今天……我们去敢死……决定了……就是把我们的脑袋挂满了整个村子所有的树梢也情愿”⑧。由此，《生死场》前半部分所述民众在长期生生死死中积压的仇恨和力量，汇聚成本能的反抗，萧红将这股模糊的、屈辱的、被损害的力量引向具体可感的民族认同。在东北作家看来，“那些原始的野生的力，表现在这个当儿，反而更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所蕴蓄的力”⑨。这些原始力的积淀，成为民族反抗力量的最初来源。同为流动文本，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在“为死者祭”的仪式性情景中也描绘了爱国意识和革命思想的源起过程，并通过义勇军铁柱的演说动员民众反帝抗日。东北作家的战时流动，使他们产生了“祖国之爱”的新情感，并通过书写实践将其以高度鲜明和凝聚的方式带入关内文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