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农民的现代书写，以知识分子敏锐感受到的现代性对乡土中国的冲击为基质，引入了国民性省思与现实主义关切。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伴随“劳工神圣”与“到民间去”的平民意识自觉，乡土文学与感时忧国、新民立人的时代命题相结合，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流脉络之一，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了以自然人性为宗旨的乡野边民的忆念与想象性书写。前者以鲁迅、许钦文、许杰、台静农为代表，侧重沉郁的现实描摹与批判；后者则以师陀、沈从文、孙犁为代表，侧重明丽的浪漫寓言与象征，两者的共同之处是外部视角，乡土中国及其民众作为客体与对象存在，支撑其叙述的是启蒙现代性话语。 从农民角度或者至少是努力贴近“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①的农民与农村书写，则源于共产党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以及延安文艺观念中对群众和民间文化的提升——农民与农村不仅是对象和题材，而且农民自身也被鼓励及成长为创作主体，更主要的是农民感知、思考与参与自身和世界的群众文艺，成为一种书写的合法性所在。由阮章竞、李季、赵树理延伸到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与人民公社建设书写，农民、农村以及此前并没有广受关注的农业才进入到文学领域之中——“三农”真正意义上作为联系在一起的集体事象，完全浮出历史水面，而在此际的评论与表述这些作家与作品时也采用了与“乡土文学”不同的“农村题材创作”。现代乡土文学中的批判性写实与想象性表现，加上新中国成立后有着明确政治色彩的农村题材创作，构成了当代乡村叙述的三个源流。 伴随着不同的历史情境，乡土文学、社会主义农村题材创作、农村改革小说、文化寻根与乡土家族史、打工文学、农民进城与底层写作等，各以其主题与观念的现实感呼应着社会及时代的变迁和召唤，并且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乡村叙述脉络。与那些从审美自律与形式风格层面出发的文学观念不同，乡村叙述的意义与价值主要建立在其对象与主体之上，与“三农”的现实历史处境密切相关，除了作为必备素质的美学要素之外，经济与社会以及它们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极为重要。但是，在“新时期”之后，乡村叙述出现了从“三农”的“三位一体”到农村、农业、农民的彼此分离、从未来愿景与召唤式书写到回溯历史的宿命式表达、从集体化的总体性到个体化的人性论的转变，回响的正是文化政治愿景上确定性的显与隐。关于社会主义乡村的明确观念与目标的张扬与退隐，构成了“三农”政治经济变革与文学书写嬗变的理念背景。我倒并不一定认为“介入”现实或勾画蓝图是乡村题材文学的旨归所在，但毫无疑问，不唯在创作观念上，同时在批评方法上，以确定性的显隐作为线索进行考察，是对中国乡村现实真切认知的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上也才能加深对乡村题材的创作与生态的理解——它是国家、社会、个体之间交互作用及对这种交互作用想象与实践的结果。 一 “三农”的主体与双重确定性 与通行的文学史分期略有差异，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乡村叙述嬗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到1985年，大致是社会主义集体文化的建立到农村改革文学阶段，以农民翻身为起点，高晓声创作高潮的落幕为结束，是较为直接地面对“三农”政策的书写。第二阶段是1986年到2002年，出现了多样化的书写，体现为诸如乡土文学的回归、乡村文明的寻根(农耕文明之外，也出现了游牧与渔猎文明的题材)、先锋小说借用乡村题材的寓言式表达，以及“打工文学”和农民进城书写等各种驳杂门类。这个阶段整个国家发展方向在“现代化”话语下侧重于工商与市场经济改革，政策方针上“三农”问题不再是国民经济重心。第三阶段是2003年直至当下，以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为起点，表现为随着宏观调控及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转化的底层文学自觉、现实主义回归与非虚构兴起，直至当下的扶贫攻坚、乡村振兴书写，“三农”问题重回国计民生的中心，并且呈现出与综合国力提升相映照的特点：兼业与生计方式多元化、科学技术融入生活、乡村产业结构优化。 这种阶段划分是以“三农”问题在国家大政方针中的权重位移为标准，并不具备唯一性，其内部还可以再做细化，但总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农村题材创作占据通行文学史的主角位置则是确定无疑的。这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进而建立了人民共和的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联。农民作为翻身了的国家主人之一，获得其阶级主体性，在新兴的文化生产场域中属于“新人”的一种；农村的土地改革(1950-1953)与合作化运动(1954-1956)是国家调整产业结构与生产资料配置、实现农业由小农经济向集体经济转型的举措。这个时间从政策与实践上来说分为两个阶段：土地改革的完成与计划经济的开始，虽然文学并不是现实的直接镜像投射，但因为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强力推进，使得农村题材写作也遵循了与政治话语同样的语法。在此期间出现的李准《不能走那条路》、赵树理《三里湾》、周立波《山乡巨变》、柳青《创业史》等作品，从观念上是对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观念的回应，从美学上则接续了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的现实主义并逐步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目标迈进，它们后来构成了“一体化”时代的“红色经典”。 这些作品在后来的“新时期”人性自主与美学自律的话语中，被认为尽管不乏局部的贡献，比如对于民间与传统表述方式的吸收融汇，从而使得现实主义获得中国化的形态，但总体上缺乏恒久而细腻的人性内涵和对于生活多样性的展示，因而是图解政治的传声筒。但是，我们很难套用哈贝马斯所说的“系统”(System)对“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侵蚀所引发的现代社会“合法化危机”②来解释这个问题。“新时期”话语的事后之见，固然有着对某些简单化的作品(比如浩然《金光大道》第一、二部)所引发的反拨因素，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再阐释时的认知范式发生了从革命向人道主义的变化。要给予这些作品以客观定位，必须回到中国革命的历史现场。革命之于中国“三农”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正如汪晖所概括的中国革命的核心内容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建构农民的阶级主体性，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进而为现代中国政治奠定基础……以革命建国为方略，通过对传统政治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改造，将中国建立为一个主权的共和国家，进而为乡土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③。如果没有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农民依然只是缺乏自觉意识的分散个体，就像马克思通过形象的比喻所说的那些装在袋子里各不相属的马铃薯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