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21)05-0058-11 “跨越整个80年代的‘现代文学运动’就是在这样一个起点上开始的，通过三代人的努力，借助政治革新和社会思潮的变动而完成了对历史的‘改写’和对中国道路的重新抉择。”[1]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关于朦胧诗论争，中国新锐的启蒙精英知识分子，第一次以整体力量“崛起”，抱着与传统、主流“对峙”的文化态度，走到文学批评前台，成为20世纪80年代建构新启蒙主义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观的重要力量。围绕朦胧诗的论争从一开始就受到“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朦胧诗论争显现为当代诗歌话语权争夺，表现出新诗两种方向的较量，一种是从左翼文学、延安文艺开始，直到20世纪50-70年代的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传统，一种是回归“五四”文学革命所开创的现代性、世界性文学传统。论争一方是相对守成的老诗人和理论家，他们坚持大众化、民族化的“社会主义文艺”立场和诗学原则，严厉批评朦胧诗中存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没落趣味”；另一方是相对年轻开放的知识分子，他们从朦胧诗中发现了现代主义和走向世界的“新的美学原则”，高度肯定朦胧诗创作方法和诗歌美学理念。论争双方“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确性’，先把对方设立在‘不正确’的状态，然后采取批驳、激辩和排斥的方式，以及所批评的‘对立面’的确立并使其丧失话语阵地的过程，使自己的诗歌观念成为诗歌界唯一通行的话语”[2]。 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崛起派”与朦胧诗一起被视为“新的美学原则”的代表，赋予反叛者和启蒙主义文学批评话语建构的“英雄”形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三代诗人质疑朦胧诗的宏大叙事和英雄主义情结开始，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启蒙话语的生存语境和文化批评话语的多元化，“崛起派”的文化复古倾向逐渐浮出地表，可惜尚未引起人们关注，也没有进入文学史的相关叙述。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最富有活力的是中国的‘新启蒙主义’思潮；最初，‘新启蒙主义’思潮是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旗帜下活动的……‘新启蒙主义’思想运动逐步地转变为一种知识分子要求激进的社会改革的运动，也越来越明显地具有民间的、反正统的和西方化的倾向。”[3]55相当长时间内，学术界秉持启蒙式的评价机制与评价标准。近年来，有学者发现“政治上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文化上的‘新启蒙运动’之间构成了十分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同构性或共通性；而另一方面，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差异，以至于相互抵牾与冲突。这种文化启蒙话语与政治思想话语之间的双重变奏，表征着社会变革转型时期各种思潮观念的错综复杂性”[4]。改革开放后率先出现政治上的“思想解放运动”，然后才是文化思想上的“新启蒙运动”。1978年7月22日，邢贲思在《人民日报》发表《哲学的启蒙与启蒙的哲学》提出“新启蒙运动”的概念。197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周扬报告指出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延安整风运动；第三次是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的报告为知识分子重申启蒙立场签发了一张通行证，新时期启蒙话语得以纳入“思想解放运动”框架中。知识精英推崇启蒙精神，反思、矫正一体化文学评价机制与评价标准，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新时期国家民族的整体发展和改革方向。因此，“重视‘新启蒙运动’与‘思想解放运动’之间的同构性关联，克服并去除‘两元对立思维方式’，积极寻求不同话语之间的对话沟通”[4]，将成为理解当代中国文化思想的重要议题。仅仅用启蒙主义是无法涵盖和解读当代文学及其历史化的，至少是很不完整的。“源自‘五四’时代‘人的文学’的启蒙文学史观对当代文学的宰制与遮蔽已久遭诟议，如何调校启蒙史观、有效兼容‘人民文艺’，恐怕是需要20年才能切实解决的理论难题。”[5] 20世纪80年代初期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既有容纳、又有龃龉。在这一社会思想语境中，朦胧诗争论很快从讨论诗歌形式和阅读效果，上升为现代诗歌评价标准和诗学话语的争夺，进而成为80年代思想交锋的重要事件，两军对垒、针锋相对。杨匡汉《评一种现代诗论》比较明晰地表达了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与关于朦胧诗论争的关系：“‘改革’已成为各条战线热烈的话题。文学艺术也将在改革中前进。人们对诗歌同样寄予期待，创作要与平庸作斗争，评论也应更新知识结构，否则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历史要求太不相适应了。正因为如此，诗歌界应当鼓励继续解放思想，鼓励大胆创造，鼓励学术讨论的自由和艺术风格发展的自由。但没有意向的自由是不可思议的。”正是从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要求与诗歌创作、评论关系出发，杨匡汉感觉到《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在艺术上提出了一些不无可取的新鲜意见，但文章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则偏离了科学的目的性而陷入混乱和糊涂”[6]。 朦胧诗论争经历了“古怪诗”“崛起派”“朦胧诗”等阶段。以顾城的《弧线》为契机，引发了“古怪诗”的争议。闻山、丁力等人认为顾城是故意刁难读者，下决心让人看不懂，脱离群众，脱离时代，体现一种堕落倾向，要加以引导。丁力发表《古怪诗论质疑》，批评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为“古怪诗论”，对青年诗人运用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手法，写作“很朦胧”、让人“读不懂”的诗深表不安[7]。丁力认为“古怪诗的出现是受国内和国外的影响”，“否定十七年和前三十年，反对向民歌和古典诗歌学习”，“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脱离时代，脱离人民”，是“‘信仰危机’在诗歌上的反映”，断言“朦胧诗不是创新，是摹仿某些外国人已经不搞了的东西”[8]。王纪人对丁力《古怪诗论质疑》提出质疑，“大众化的诗只能说明诗的通俗易懂，却不能说明诗的整个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诗人不仅要“大众化”，而且要“化大众”，“艺术造就了审美的大众，因此包括诗歌在内的一切艺术都有一个提高大众的任务，或者说‘化大众’的任务”。王纪人以郭沫若、闻一多、艾青和何其芳为例，强调新诗应该继承五四传统，立足现代生活，发展各种风格[9]。 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认为“叫人看不懂的诗却绝不是好诗，也绝受不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如果这种诗体占了上风，新诗的声誉也会受到影响甚至给败坏掉的”[10]。诗人臧克家认为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是我们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朦胧诗根本不是给广大人民群众看的”，“没有考虑文艺有社会功能”。[11]75-76程代熙将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定义为“一篇资产阶级现代派的诗歌宣言”“一篇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宣言书”，认为徐敬亚力图否定或者极力贬低“五四”以来，特别是左翼文艺运动的革命传统，全盘否定20世纪50、60年代诗歌创作成就，目的是为“带着强烈现代主义特色的新诗潮”扫清道路[12]。程代熙批评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是“一套相当完整的、散发出非常浓烈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气味的美学思想”，“具有相当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13]。针对这些批评，吴思敬明确表示：要以真善美为评价准则取替狭隘的政治标准，朦胧诗“是运用现代手法反映现代人的思想情绪和心理状态的又一代新诗，也可叫做现代诗……是现代的疾驰的社会生活酝酿就了一代青年的心灵，而这一代青年的心灵又凝成了现代诗”[14]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