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1)05-0110-09 “纯诗”的有关问题已是全球文学圈内的常识。它先是由美国诗人爱伦·坡论及，说理想之诗应该“完全是为诗而写的”，是“美的有韵律的创造”①；而后在象征主义诗歌鼻祖波特莱尔那里发端，中经马拉美的奠基，到1920年瓦雷里在为法国作家法布尔的《认识女神》所写的前言里第一次提出，最终逐渐蔓延为一股世界性的艺术潮流。中国“纯诗”概念的正式出现，是在创造社后期三诗人之一的穆木天1926年发表的文章《谭诗》中，他和王独清、冯乃超联袂互动，在《创造月刊》创刊号上共时性推出诗论和创作文本，吹送出“纯诗”的最初信风。后来通过梁宗岱、李健吾、戴望舒、何其芳等人的不断阐发和实践，形成了不绝如缕的创作与理论现象，虽然它在抗战期间一度消隐，但又多次被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现代诗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的新潮诗人重提，影响持续而坚挺。对20世纪20年代中期穆木天、王独清等倡导的“纯诗”及实践，以往国内学术界基本认定是引入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欧化”结果，殊不知它远非那么简单。事实上，它是西方象征诗学、日本辰野隆的心灵愉悦理论和诗人主体日本际遇的多元“合力”促成的。穆木天、王独清在文章中强调诗要将自己与散文的世界分开，要有大的暗示能，即来自于穆木天的指导教师辰野隆的“激发”，中国初期“纯诗”中的物哀情调和色音追求，也同日本文化观念的制约有很大关系。 一、“合力”激发的纯诗场域 1925年，李金发的诗集《微雨》出版，宣告现代主义诗歌开始在中国的自觉生长，并且他和蓬子、胡也频、石民、侯汝华等诸多诗人一道，把诗坛渲染得十分热闹，酿成了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个先锋诗歌群落——象征诗派。但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发现李金发因根基浅薄，只能让“将东西两家，试为沟通”的愿望停浮于口号层面，真正把象征诗派支撑起来产生影响的，是直接领受“异国熏香”的王独清(诗集有《威尼市》《圣母像前》)、冯乃超(诗集有《红纱灯》)和穆木天(诗集有《旅心》)等创造社后期三诗人。特别是1926年3月，《创造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留学日本的穆木天被誉为中国象征主义宣言书的文章《谭诗》，和王独清的响应之作《再谭诗》，提出“纯粹诗歌”概念，将中国新诗引向了“纯诗”道路。 问题是中国“纯诗”的提出为何是在1926年，为何是在日本，这个时空的场域又是如何形成的，上述一系列的现象背后究竟隐含着什么样的动因抑或背景?在笔者看来，它是多方因素“合力”激发、促成的结果。 一是缘于诗人情思与时代氛围的心理遇合。五四绝非只是历史记录的冷态符号，它对社会、时代和人的心灵冲击影响的内涵，比人们想象的远为阔大、复杂得多，其最明显的表征即是投诸文坛的那种动荡与茫然。随着五四运动落潮，时代的情绪渐从高扬个性与反抗向自我失落的感伤转移，很多知识分子的心里滋生出一种浓厚的苦闷、忧郁与悲戚，这便给象征主义在中国萌芽提供了最为适宜的土壤与气候。而穆木天、王独清和冯乃超三位诗人又偏于内向、敏感、孱弱，或如王独清似的生活潦倒、友情崩坍、孑然一身，或像穆木天似的婚姻不幸、家境凋零，多孤寂冷漠，颓废得无力自救，日积月累便形成了远人厌世的心理结构。同时，他们又是海外寄居的“游子”，为舒缓时代与个人的双重郁积，这几位对现实不满又无可奈何、找不到出路的诗人，只好以歌当哭。可他们的情思难与浪漫主义的澎湃激越协调，也和现实主义的理性客观相去甚远，却贴近着象征主义的颓废唯美；所以，他们自然钻进波特莱尔、魏尔仑、马拉美、耶麦、果尔蒙等营造的艺术天地，沉迷于象征主义诗歌迷离的意象、缥缈的字句与幽抑的节奏等因素组构的神秘氛围，回味起心灵的阴晴圆缺、风雨雷电来。难怪马拉美、拉法格的诗让穆木天“如获至宝”，他说：“我记得那时候，我耽读古尔孟、莎曼、鲁丹巴哈、万·列尔贝尔克、魏尔林、莫里亚斯、梅特林、魏尔哈林、路易、波多莱尔诸家的诗作。我热烈地爱好着那些象征派、颓废派的诗人。”②三诗人当时的情形从其耐人寻味的陈述中可窥见一斑。 二是由特殊的生命氛围所铸成。仅仅从时代情绪视点并不能完全说明“纯诗”理论与创造出现的原因，还揭示不出它为什么没在其他诗人那里发生，而偏偏发生在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身上的独特点。这就涉及“纯诗”发生的直接原因，即三诗人面临的艺术与生命氛围问题。作为大学生，他们都在日本留学或生活数年，这种知识结构特质与远离家国的“流浪”遭遇聚合，使他们既敏感于个人的愁苦，同时“近水楼台”，也容易直接深切地领悟象征主义的妙处，从审美趣味和思想感情层面与之共鸣。因为当时的日本诗歌界象征主义气氛浓郁，创造社后期三诗人当时就身处“腐水朽城”的异国情调之中，便于和那种氛围亲近。穆木天是没落地主的儿子，1920年又遭逢父亲去世，家境愈加凌乱，而久居异国他乡的弱国子民心理上自然“阳气变成忧郁”，以至于1923年东京大地震时面对“只剩下一片灰尘了。残垣破瓦，触目凄凄”的景象，却“反觉得那是千载不遇的美景”③，从中不难窥见诗人心理颓废的深度。冯乃超在日本生活了24年之久，“因1923年9月东京附近发生的关东大地震，冯家破产，由于这个原因，冯乃超对理工科失去了兴趣，开始热爱文学”，“喜欢读象征派、高蹈派的诗”④，他和知音穆木天谈到：“很想作表现败墟的诗歌——那是异同的熏香，同时又是自我的反映——要给中国人启示无限的世界。腐水、废船，我们爱它，看不见的死了的先年，我们要化成了活的过去。”⑤王独清的没落官僚家庭出身，加上李义山、温庭筠等人的香艳诗偏好，使之虽然后来从日本转去法国留学，但在日本的经历和体验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心理与审美结构，落寞孤独，诗中充满幻灭颓废情调，他说“我过去的倾向是经过浪漫谛克而转向狄卡丹(Decadent——颓废的中文音译)的，不消说我过去的生活多是浸在了浪漫与颓废的氛围里面”⑥。而“处于动荡生活之中的留日留法学生，由于对中国的封建传统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抱有‘双重的失望’，他们对现代主义一般都比较容易接受”⑦。这些因素就决定了他们能够直接地通过日本或者通过日本的中介，吸收象征主义艺术的营养，创造最富象征主义乃至“纯诗”神韵的作品。这种象征主义的艺术氛围，是推动他们进行“纯诗”提倡和创作的直接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