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21)06-0002-09 DOI：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21.06.001 一、引言：“学术范式”的四个层面及其互动关系 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来看，“学术史”和“学术范式”两个概念的使用一直都缺乏明确的和严格的内涵界定，也存在着一些自相矛盾或者含混不清的混乱现象。本文所谓“学术史”与“学术范式”则试图在较为科学而严谨的理论层面上加以使用。这里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是指“中国现代作家与学者研究现代文学创作与文学现象所体现出的学术范式的特点及其演变，而学术范式包括研究者的知识资源、问题意识之所在，及其研究所显示出的学术方法和价值理念”[1]。进一步说，当许多表面纷繁的学术言说表现出一系列共通的内在特点和规律的时候，研究者的知识资源便形成标识度显明的知识系统，问题意识形成问题系统，学术方法上升为方法系统，散见的价值理念则显示出价值系统。其中的问题系统提供学术动力机制，知识系统处理相关知识资源，方法系统代表言说理路和内在逻辑，价值系统则指向研究目的和达到的效果。这里的“学术范式”更非泛泛而论，它不但包括上述各系统所代表的四个学术层面，更强调它们之间的动态的和复杂的互动关系，四者通过协调作用共同架构学术史体系的组成方式。关于“学术范式”的这种理解和使用，既受到托马斯·库恩1962年提出的“范式”理论的启发，也颇有不同，后者在更宽泛的学科意义上将其界定为“特定科学共同体成员所认同的符号、信念、价值和范例”，本文中的“范式”则具化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试图针对该研究对象建构某些具体的阐释理路。 应该说，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式为核心从“学术史”的视域加以考察，这与传统的“研究史”“学科史”“文学史编撰史”等研究领域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说一般所说的“研究史”更多的是从现象描述出发进行述评式的研究史叙述，那么“学术史”的研究重心则是从内在逻辑及规律层面进行学术范式的流变考论。如果只是从“研究史”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行“研究之研究”，学者可以有什么样的期待?又该如何评价其优劣呢?在黄修己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第五卷的结尾处有一段话，即认为对现代文学而言，资料的翔实完备加上精当犀利的品评只算是完成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若想更上一层楼，则还需要深掘出这门学问内在的认知逻辑、思维方式和学术范型，归纳主要的学术问题以及对这些学术问题的探究过程，并从中总结出学术上的得失，提炼出一些关于学术规律的理性认识”[2]466。这番感慨既包含着对于“研究史”来之不易的深刻体会，也有对于“研究史”之思路拘囿的遗憾，从而生发出对于更高的学术研究目标和理论思路的渴望。而这里我们试图建构的“学术史”研究即致力于挖掘学术范式生成的内在逻辑和演变规律，极力以一种更系统化的研究方式向更高目标迫近。 以下按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兼顾历时线索，对这一时期学术范式流变的考察分别从价值系统、方法系统、知识系统等层面①在范式结构中的动态作用加以展开。 二、价值系统一元主导：指导思想的预置与“轮替” 新时期伊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既面临重大的时代任务，也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一方面，学术界要拓展研究资源，突破学术禁区，重组学术队伍，就要首先替一大批现代作家和学者平反昭雪；另一方面，学术界急于构建新的学术范式来适应长期积压之下爆发的新一轮创作大潮。在急需建构更有阐释力的批评方法之外，现代文学的研究者试图发掘一种替代“革命与进步”价值标准的指导思想，使得价值系统在学术范式中的一元主导地位得以延续。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学科建立以来一直以“思想性”为纲，“价值预置”取代“价值生成”并在整个学术范式的系统结构中由价值系统一元决定，成为一种极难突破的思维定式。根据王晓明的观点，从文学研究会和《新青年》开始，就开创了“轻视文学自身特点和价值的观念，文学应该有主流、有中心的观念，文学主流是可以设计和制造的观念，文学理论指导和规范创作的观念，集体的文学目标高于个人的文学梦想的观念”[3]。不论是否真的从“五四”时期开始就已经决定了这一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新时期之初没有人考虑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是否需要“纲”的问题，只是急切地要把那个以“革命与进步”来衡量一切的“纲”替换掉。换旧如旧，现代文学研究在纲领至上的思维惯性作用下以退为进，首先恢复到“新民主主义”的标准上去。在此标准之下，一部分现代作家率先获得了一种“降格”的平反：批判作家的行为本身并没有错，只是原先“社会主义”的判定标准太过狭窄，忽略了新民主主义作家“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倾向。李多文、汪应果为巴金平反，理由是小说《家》是一篇“反封建的战斗檄文”[4]，“表现了封建统治者的某些固有特征”[5]；温儒敏为郁达夫辩护，是认为郁达夫的“性苦闷”描写的是反对封建信条的“自觉的斗争手段”[6]；乐齐、马璧玲为冰心翻案，是通过分析发现“爱的哲学”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潮”并不相悖[7]，而且“充满了对旧社会的愤懑”，“激荡着爱国的热流”并且“把母爱当做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济世良方”；[8]……如果把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方法看作一种学术范式，那就是深入具体文本世界中寻找蛛丝马迹，以证明“作家虽然缺乏马克思主义信仰，却仍然是进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士”的预设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