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三千年的历史，与我们的文明成长相伴随，从“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到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诗国精神；从陆机的“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到曹丕的“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从李太白的“我辈岂是蓬蒿人，仰天大笑出门去”，到杜子美的“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从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到辛弃疾“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此后，诗词中国，让位于小说中国，四大名著各有玄机，各有承传。新文学之变，文学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更加紧密相连。中国文学的三千年历史，就是中华文明史，它书写的是文明的历史。中国文明之文章，是用性命去书写的，司马迁有言：“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中国文人传统就是以社稷为重，他们关注的是时势政治，百姓生灵，他们以自身的性命相托，当然也就不会对自己的内心投以多少注意。他们不是神之子，他们是文明或国家之子。 百年新文学在现代性的进程中，作家诗人与现实的关系更加紧密，时势迫使他们投身于战斗。1938年，刚满22岁的田间说道：“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作家诗人们，为启蒙与救亡的重任所召唤，他们没有辜负文明的重托，在我们的文明面临危难之际，他们以笔为旗，投身于中华民族的拯救大业。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只要历史条件给予一点空间，他们不忘历史，忠实于我们千年的文学传统，书写20世纪中华民族历经的劫难，让人们牢记我们走过的艰辛，我们曾经承受的耻辱。固然他们没有那么深沉的思绪，在幽暗中与神灵对话；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细密的情愫，在明朗中抒写爱恋。他们痛苦沉重、笨拙生硬，甚至粗陋庞杂、土气倔强，他们在自己故乡的大地上写作，诉说这大地遭遇的一切故事。确实，中国文学一直在讲述中国文明的故事，不管宏大或琐碎，全面或枝节，历史断代或现实碎片，它们都指向文明的大故事，都是文明大叙事中的片断或局部特写，它们都可结合成中国文明的大故事。 然而，今天我们却不得不说，这样一种关于文明的文学，或者说一种大文明的叙事，或许面临终结的命运。百年中国文学至今，千年之变局在今天发生，百年的现代进程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段，百年中国文学也不过是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过渡时期。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以乡土叙事为标志所抵达的高峰，不过是千年变局之回光返照。在中国文学史的叙事格局中，我们要考虑到两个基本事实：其一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作家必将告退。中国文学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讲述大文明的故事，并且在文学上达到其高峰，得益于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中国作家走向成熟。他们一方面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世界优秀文学的洗礼；另一方面，他们有非常深厚的乡土经验，生长于乡村中国，且反身向传统文化民间戏曲等汲取养料。这成就了他们的道地而又具有世界性的乡土中国文学叙事。固然，他们或许还可以再创作二十年，略年轻些的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写作乡土中国叙事，也可以持续三十年。但这样一种乡土叙事与乡村文明或者说农业文明最后的终结必然是结合在一起的，此后，文学只会给予零星的记忆，他们构不成文明书写的整体。 年青一代的中国作家，比如70后、80后以及之后的作家，不再有可能对乡土中国的生活浸淫得那么深挚，若不是生于斯长于斯，他们不可能写出道地的乡土中国的故事，也不可能写出乡土中国文明最后的光景。当然，他们书写城乡撕裂、返乡的碎片、城市的栖息、自我的困扰……，无疑是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开掘，其意义和价值都毋庸置疑。但它们只能归属于到来的“后文明”书写。其二，新文明的到来是否会顺利?若果如亨廷顿所言，人类社会将会进入一个“文明冲突”的时期，世界历史或许要历经汤因比所谓的后现代混乱时期。按汤因比的看法，世界历史在1875年就已进入后现代混乱时期，在某种意义上，汤因比是对的，两次世界大战就足以证明他的观点。在新文明的到来无法预期，也无法知晓新文明的形态与内涵，我们暂且命名它为“后文明”时期。很显然，“后文明”时代终结了文字作为文明记载和书写的主导形式的历史，我们已经开始感觉到它的冲击了，不久的将来，这种冲击无疑会更加激烈。 一、“后文明”与视听时代的感性解放 所谓“后文明”简而言之，就是一种不再以人类为主体和主导的文明，它被更强大的——虽然也来自人类的创造——超乎人类掌控力的科技超能力量所支配，它以完全自由的不可知不可控的方式演进，其目标和目的也超乎人类的伦理价值界限。因而，所谓的“后文明”是由科技力量推动的人类活动的越界和超能所形成的新文明共同体。 我们所关注的文学艺术的存在方式和意义无疑也要发生深刻改变。或许需要我们这样去设想：与农业文明以及工业文明(例如印刷产业)相适应的文字书写占据文化主导权的时代也面临终结。与电子工业生产力为基础形成的视听文明将占据未来文明的主导传播形式。正如笔者曾试图处理的主题：在视听文明即将来临之际，文学的传播方式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之故，文学的表现手段和方法以及文学观念也发生相应变化①。当然，文字必然还存在，但文字承载的信息不再是主导性地提供人们感觉这个世界的主要形式，虚构文学不再具有强大的建构文明精神根基的作用。 影视在今天的强大吸引力已经充分显现出来。我们可以随机截取几个片段数据，2014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达到300亿，这让中国电影界立即感觉到了中国电影迎来了加速发展的契机。事实上，随后几年中国电影票房纪录不断被刷新，直至2018年因一些原因陷入危机。但在2021年春节档上映的《你好，李焕英》，一部关于普通人的普通故事，上映十天票房达到38亿元。另一部影片《唐人街探案3》的票房凭借预售的优势，也达到近40亿元。显然，影视已然成为集资本、电子工业与技术、艺术为一体的文艺样式，它所制造的视听效果已经占据了人们艺术化地感知世界的主导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