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21)09-0084-18 一 问题的提出 国内断裂型制度安排与政治组织化相结合导致的分离运动是困扰民族国家的顽疾，①影响着世界政治的发展，其发生、发展与变迁离不开作为政治组织的分离主义政党。分离主义政党为分离运动建构了认知认同与行动认同，保证了组织的凝聚力与穿透力，使得族群—区域政党化和政党族群—区域化，形成了一套分离主义意识形态，使分离运动成为可能。可以说，不了解作为分离运动背后组织者、发动者与领导者的分离主义政党，就无法明晰分离运动的发展演变历程和预判分离运动的未来走向，也难以理解分离运动背后的族群—区域、民族国家与世界政治的关联并为分离运动治理提供政策理据。 分离主义政党对政党理论的挑战与对现实政治的困扰使其成为比较政治、国际政治以及政党政治领域的重要议题。笔者曾梳理了全球分离运动中分离主义政党的相关数据，②发现分离主义政党存在着多样化的生存状态：一方面，某一分离运动的背后不止一个分离主义政党，如加泰罗尼亚分离运动中就存在汇合与团结联盟(CIU)、加泰罗尼亚共和派左翼(ERC)和加泰罗尼亚民主联盟(CDC)等多个分离主义政党。另一方面，大多数分离主义政党在分离运动进程中存在多种状态：或因分离运动问题解决取得族群—区域执政权，如自由亚齐运动(GAM)；或因外界打击逐渐销声匿迹，如埃塔(ETA)；或因独立目标难以实现转向寻求自治，如汇合与团结联盟；或因独立建国成为全国执政党，如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PLM)。那么在分离运动的进程中，何种机制导致不同分离主义政党实际政治表现与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这种政治表现与结果对分离运动的走向又意味着什么?本文就此展开研究。 二 文献回顾 既有文献回顾了分离主义政党的产生基础、发展策略与变迁转型，大致可概括为分离主义政党的存在基础及其竞标制动员模式、竞价性政党体制与分离主义政党扩张局限以及外部挑战与分离主义政党制度化转型三方面。 (一)分离主义政党的存在基础及其竞标制动员模式 此类文献主要从分离主义政党的存在基础回应分离主义政党政治能力、政治意愿和政治态度的来源，认为分离主义政党以特殊主义与排他主义的政党气质建构了内在向心力与外在离心力的组合，竞标制动员模式固化和加深了这种组合模式，使分离主义政党更加极端。分离主义政党产生与发展有一定前提，即国家内部存在族群裂隙(ethnic cleavage)和族群问题的显著性，在此基础上精英的资源(如财富、智力和组织机构)会转化成其动员族群的能力。③唐纳德·霍洛维茨(Donald L.Horowitz)认为，非族群基础的政党是向心型的，族群政党则是离心型的。族群政党的归属性造成它们并非处于相同的竞争体系，族群政党为了能够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会竭力维系自身的群体基础，以更加极端的方式开展政治竞争。④因而，分离主义政党的异化典型地体现在其政党的存在基础方面，正因为它是离心型的，竭力维系族群—区域利益，因而更多是实用主义倾向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分离主义政党宣称代表族群—区域的利益，但如果其无法有效地在族群—区域开展活动将很难获得认同与支持。分离主义政党是以区块隔阂(segmental cleavages)⑤为代表的社会裂痕形态的组织化表达，因而这些政党名称中往往包含自己的族群或地区。⑥在西方民主制下，族群政治存在竞标机制(outbidding model)，族群政党基本只能吸引本族群选民，难以进行跨族群政治竞争。⑦因此，约翰·伍德(John Wood)将扎根假说同地理因素联系起来，认为分离运动产生的前提是存在大量潜在的分离主义人口的可分离领土，⑧使分离主义政党的代表性基础集中在某一族群或区域，并沿着族群分割线(ethnic lines)展开。⑨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甚至主张按照族裔分裂线建立所有族群的族裔性政党，促使各族群政治精英有效地进行合作和协商。⑩ (二)竞价性政党体制与分离主义政党扩张局限 此类文献试图从分离主义政党政治竞争的能力与限制上回应分离主义政党政治能力、政治意愿和政治态度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对其进行解释。受制于政治体制、分权(devolution)与竞价理论机制等，分离主义政党在民族国家和世界政治秩序中的活动能力是否受到限制以及分离主义政党能否成为全国性政党(state-wide parties)，会极大地影响分离运动的策略选择和成败、约束其扩张可能。伍德的研究表明，全国性政党和全国性政党体制的缺失或无效可能增加分离的可能性。(11)如果全国性政党与地区性政党合作，将地区利益考量纳入其议程，地区性政党就会变得更温和，各地区的利益也将得到平衡，族群冲突和分离主义进而缓解。(12)政党的民族色彩超过了阶级和阶层色彩，政党竞争和斗争成为民族斗争的集中反映。(13)政党同民族或族际关系结合以后就会被运用于族际政治，成为民族斗争或民族间政治互动、博弈的工具。(14)联邦主义体制和将行政权力下放到地区/地方一级，使大量工作面临落入分离主义政党手中的风险。(15)竞价理论认为民族分裂的政治化必然会产生一个或多个族群政党，而即便只出现一个单一族群政党，也会“感染”政治体系，导致极端竞标恶性循环，彻底摧毁竞争政治。(16) (三)外部挑战与分离主义政党制度化转型 此类文献认为分离主义政党的实际政治表现与结果差异受制于分离主义政党的制度化水平及其策略调整，分离主义政党会根据族群—区域、民族国家与世界政治秩序的发展演变(外部挑战)选择性地变更自我属性和调整策略。以欧洲分离主义政党(地区主义政党)为例，阶级、宗教和中心—边缘三种分化决定了政党对欧洲一体化的原则性立场，(17)欧洲共同体/欧盟为苏格兰民族党等分离主义政党提供了外部支持、降低了其独立成本。(18)族群组织和机构通过编织网络，塑造和构建了可调适的集体认同，以便发挥族群领导人的核心作用。(19)一个人人都能参加或必须参加的组织比起一个很小部分人才得以参加的组织成为制度化机构的可能性要小得多，(20)分离主义政党要求族群—区域的绝大多数人都必须参加，是典型的“结群成党”，凸显了分离主义政党的族群化或地区化，导致制度化程度大打折扣。 分离主义政党的存在基础及其竞标制动员模式、竞价性政党体制与分离主义政党扩张局限以及外部挑战与分离主义政党制度化转型都有一定解释力，尤其对于分离主义政党的政党基础、政治目标和政制水平等都进行了充分讨论。分离主义政党的存在基础及其竞标制动员模式说明族群—区域对于分离主义政党向心力的建构具有基础性作用，竞价性政党体制与分离主义政党扩张局限强调了政治体制、分权和竞价理论等对于分离主义政党生存与发展的制约，外界挑战与分离主义政党制度化转型揭示了分离主义政党面对民族国家与世界政治秩序的发展局限。但这三种解释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呈现断裂困境，一个理论化、复杂性的理论解释机制应该能够说明分离主义政党政治行为的约束性条件，并以此说明政党行为的差异性及其后果。在吸收了上述解释机制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更完备的解释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