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549/j.cnki.cn11-3959/d.2021.05.001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21)05-0003-21 一、问题的提出 在唐纳德·特朗普任期中，美国采取了一系列颠覆现有国际秩序的举动。无论是在与战略竞争对手还是盟国的关系中，美国片面奉行“美国优先”战略，将自身利益凌驾于他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之上，对在国际社会中已经得到了广泛接受的各类规则和制度也采取“为我所用”态度，任意退出其认为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各种制度。尽管已经离开总统职位，特朗普对国际关系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仍在延续。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来看，特朗普冲击至少证明一个事实，那便是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种可以持久存在的，以共同规则、制度、价值观和公共产品供给为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也是可以动摇的。 现实主义学者所指出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内在缺陷是客观存在的，或者说这种秩序自身就蕴含着导致其走向衰落的因素。然而，尽管以理性的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以追求自身利益的“后果逻辑”为主要行为逻辑的国际关系现实不会改变，但是单纯的以权力政治竞争为主要游戏规则的现实主义模式并非未来国际秩序的最佳选择。一种充分考虑到国际关系客观属性并在此基础上接受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某些命题，同时又具有自身独特性的秩序，即混合型秩序，将是国际秩序转型的最佳选项。 二、自由国际秩序的本质：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的探究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一种超越权力政治范式的可能性。它认为只有在不存在战争或导致战争的条件的前提下，人类才能实现最终自由。① 自由主义学者安德鲁·莫劳维奇克(Andrew Moravcsik)指出，是相互依赖的国家偏好结构决定了国家行为。偏好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每一个国家都在其他国家的偏好所构成的约束条件下来追求自身独特的偏好。②这种观点突出了观念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现实主义特别是结构现实主义过于强调国家间物质能力分配的决定性作用。另一位学者安东尼·麦克格雷(Anthony McGrew)进一步将当代自由主义的繁荣归结为两个体系层次上的因素：一是国际合作的自由主义逻辑，二是全球化对世界秩序所产生的影响。③具体而言，就是不断增加的全球相互依赖为国际合作创造了条件，也促使各国更加依赖于国际制度来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麦克格雷认为最重要的自由主义分支是自由制度主义和结构自由主义。④这两种分支基本上涵盖了自由国际秩序的基本要素，即民主、建立在合法性权威之上的等级制、制度约束、经济相互依赖和政治融合等。⑤这些要素同时涉及物质和观念性因素，构成了支撑自由国际秩序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支柱。结合自由主义理论，可以发现当代自由国际秩序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美国霸权是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特征。从结构自由主义视角来看，霸权国的存在对于国际秩序乃至具体国际制度的持续存在都是至关重要的。结构自由主义通过借鉴历史制度主义观点，指出制度就是一系列随着时间而进化的、可以约束和塑造国家行为模式的结构，它们甚至可以在推动它们建立的最初动力消失之后持续存在下去。⑥正是由于美国霸权的存在，二战后以规则和制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才得以维持，而没有回到传统的均势格局当中。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指出，有两个因素影响了主导国家依靠国际制度而不是权力政治来维持国际秩序的意图和能力：一是战争后权力不平衡的程度，二是主导国家的类型。⑦因此，“显著的权力不对称”是自由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一种国际秩序可以产生自我约束的效果。⑧此外，美国的自由主义特性也是二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得以建立和维持的必要条件。美国政治体系的开放和去中心化特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观察美国决策过程和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机会，因此相信他们的利益可以得到保障，他们之间的冲突也可以得到解决。这一事实增强了美国的承诺在一种制度化的国际秩序当中的可信性。⑨对于大部分西方国家而言，美国的民主特性使得它是一个更加“可靠”的领导者，因此他们愿意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也愿意在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接受各种约束。 美国主导下的秩序是基于上下级关系建立起来的，各国均拥有不同的角色和能力。⑩在这种秩序中，不同国家各自所占据的地位并不相同。地位是一个集体性的、主体性的和相对的概念，它是各国关于一个特定国家在人们所珍视的价值上的排序的集体信念，这些价值既可以是物质能力、强制力或财富，也可以是文化或政治与社会制度。它的存在依赖于他者的自愿顺从。(11)换句话说，在等级制中处于顶端的国家并不依靠强制力来赢得其他国家对其特殊地位的接受，而是依靠其他国家的自愿承认来实现这一目标。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处于等级制顶端的国家便具有了一种政治权威，使他们具有了要求其他国家采取特定行动的合法权利。一方面，政治权威来自支配性大国所拥有的权力，正是这种权力使其他国家拥有服从支配性大国要求的义务。另一方面，政治权威又不同于强制力，因为这种权威使支配性大国的命令具有合法性，从而使他们不必通过强制手段来赢得其他国家的服从。(12) 第二，在自由国际秩序中存在着一系列已经被各国所接受的，同自由主义紧密相连的规则，包括自由讨价还价、扩散性互惠、公共产品供给、尊重国际制度等，从而推动了一种由美国所领导的、“开放民主”的政治秩序的出现。(13)这些规则增强了自由国际秩序内部的国家之间的凝聚力，以及这一秩序本身的生命力，使它不容易消亡。用伊肯伯里的话来讲，自由国际秩序就是一种开放的、一体化的、以规则为基础并且具有广泛而深入的政治根基的秩序，是一种“容易加入其中但是很难被颠覆”的秩序。(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