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1)08-0005-18 1962年，耿宁发表了关于《胡塞尔哲学中通向超越论—现象学还原的三条道路》的重要文章①，并借此指出胡塞尔为从哲学方法论上澄清哲学史上常常出现的下列问题所做的多年努力：“哲学的知识是根据哪一个思想步骤产生的？在非哲学的生活中如何产生出认识并成为真正的哲学认识？”耿宁对此写道：“历史上没有一个哲学家曾像埃德蒙德·胡塞尔那样如此急切地并一再重新地启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他在超越论—现象学还原的标题下阐释这个问题。”②耿宁将胡塞尔的所谓通向超越论—现象学还原的三条道路刻画为“地理地形图”，“它们是那位永不疲倦的哲学漫游者为我们留下的导向真正现实家园的入口通道”，此外他还将其比喻为柏拉图式的“脱离洞穴”的出口通道。③ 这篇文章在胡塞尔研究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并且为理解胡塞尔现象学还原方法提供了帮助。④耿宁在两年之后也出版了他的专著《胡塞尔与康德——关于胡塞尔与康德和新康德主义关系的研究》⑤，如今它已成为胡塞尔研究的经典，关于三条道路文章基本上构成其中的一节(第18节)。 如今的胡塞尔研究者们大都知道，在此文章中讨论的通向超越论—现象学还原的道路——或者用胡塞尔的话也可以说：“进入超越论现象学的道路”(HuaⅧ，225)或“进入现象学的超越论哲学的道路”(HuaⅥ，114)——可以分为：笛卡尔的道路，意向心理学的道路，实证科学批判的道路，以及本体论的道路。耿宁指出，这些道路中的第三条和第四条“最终涉及的是同一个道路类型，以至于我们原则上可以说只有三条道路”⑥。 由于这三条道路都是由对在笛卡尔与康德之间进行的疑难问题之诠释引发的“由历史动机引发的道路”(HuaⅥ，150)，我们原则上也可以将它们称作：笛卡尔的道路(或方法论的道路)，英国经验论的道路(或心理学的道路)，以及康德的道路(或本体论的道路)。由此也就表明，胡塞尔自觉地想要将自己纳入近代哲学的传统，并且在近代哲学的动机中找到他的还原理论的支撑点或出发点。这三条道路都是胡塞尔在其1923/24年冬季学期每周四小时的“第一哲学”讲座中讨论的，或者是以最纯粹和最成熟的形式，或者是以完整论题的方式和系统化的方式，这也并非偶然。因为这个讲座本身由两个部分组成：历史的部分作为“批判的观念史”，系统的部分则作为“现象学还原理论”。在三条通向还原的道路与超越论现象学之间的关系也与此相似。笔者在后文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诚然，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回顾并再次褒扬耿宁对胡塞尔研究所做的贡献，尤其是他对胡塞尔的三条道路的研究，也不在于重拾和继承关于这个问题的接续讨论。⑦笔者的意图更多在于对耿宁的研究做一个尝试性的补充，它可以从一个问题开始：是否可能在胡塞尔那里还存在着第四条由哲学史动机引发的道路，即一条最终会导向超越论—发生现象学的道路？例如一条莱布尼茨道路？若可能的话，那么笔者就还想像耿宁当年那样尝试踏上这条道路，并检验它是否会导向被期许的目标。 (一)通向超越论—发生现象学的专门通道 上述三条道路所涉及的都是进入超越论现象学一般的入口通道，无论这里所说的是超越论—静态的现象学，还是超越论—发生的现象学。在笔者看来，至今尚未发现胡塞尔曾在方法上有过关于通向超越论—发生现象学的一个专门通道的说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胡塞尔虽然在1917-1921年期间已经构想了一门发生现象学的观念，但对此却持极为保留的态度，而且仅仅在其讲座和研究手稿中对此做出表述。在其发表的著述中，他对此谈论很少，仅仅留下只言片语的论述，遑论对这门新型现象学及其特有方法做出详细的阐释。 我们固然可以从他于此期间发表的研究手稿中获得对发生现象学的观念与方法的了解，例如，在一篇写于1921年的研究手稿中，胡塞尔从方法的角度来区分发生现象学与静态现象学，以此说明发生现象学的特有进行方式：“因而在纯粹意识中以及在其于可能理性王国的目的论秩序中，在‘对象’与‘意义’的标题下，作为合规律发生的现象学的‘说明的’现象学以某种方式区别于作为可能的、无论怎样生成的本质完形的现象学的‘描述现象学’。”(HuaⅪ，340)而在其《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的后期著作中，胡塞尔还谈到发生现象学的特定说明方法：“在此形式—普遍的意义上，对所有科学而言都存在一个必然的描述的基础阶段以及提升了的说明阶段。”据此，这种描述就意味着一种方法，它仅仅“需要从现实地自身被给予的直观，即从明见性中”来汲取，而说明则相反表明一种“超越了描述性的领域，超越了一个可以通过现实经验直观来实现的领域”的方法。(HuaⅥ，226f) 胡塞尔用“提升了的说明阶段”来暗示发生分析的特性：它虽然不像静态分析那样是基础阶段，但却是一个更高的阶段，并越过了直观的基础。阶段更高也就意味着眼光更高，可以纵观整体，但同时也意味着这个目光的直观性更少以及明晰性更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