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国外文献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角度进行研究。马克思在地租理论中明确指出，由于农产品生产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要求农业由粗放型经营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营方式，并在《资本论》中强调，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Mellor(1976)在20世纪60年代指出，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技术进步是关键；加尔布雷思(1967)认为，现代社会已经成为“组织的时代”，社会的主宰已经依次完成了由支配土地到支配资本再到支配人力资源的变化；舒尔茨(2006)在改造传统农业理论中提出，要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因为教育投资对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具有重要作用；Schultz(1968)强调，人力资本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人力资本的核心价值是其潜在的、内生的创造力；Hayami和Ruttan(1985)在资源禀赋诱导的农业技术变迁理论中提出，无论在何种经济中，农业发展都要依靠资源禀赋、文化禀赋、技术、组织以及制度等要素的相互作用。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贝克尔(Gary Becker)、布坎南(James M.Buchanan，Jr.)、科斯(Ronald H.Coase)和诺斯(Douglass C.North)，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家先后于1984年、1989年、1991年、1992年、199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研究共同印证了制度是土地、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得以发挥功能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认为：制度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解决市场失败关键在于制度安排。历史上经济增长的源泉不是传统上认为的技术进步、资本积累等因素，而是来自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只是经济增长的表现。上述理论的发展脉络表明，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技术、资本等要素至关重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在由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发展的阶段里，制度、组织等生产要素的作用总体大幅提升，同时借助科技生产力在农业等各产业领域得以更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技术、组织、制度等方面能力成长成为大趋势。 在国内，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十八大和十九大分别提出和强调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明确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向，这是我国经济思想上的大提升。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中之重。黄季焜(2004)较早指出，未来中国人口增长、城镇化发展、市场化水平提高，都将对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提出更新、更高要求。新形势下，我国须按照“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马晓河等，2008)。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于以下四个视角：一是技术进步与创新视角。洪银兴(2008)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技术发展可概括为“农业剩余”范式，旨在增产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现今农业技术现代化已转变为“农产品品质”范式，旨在发展绿色生态农业。杨传喜等(2011)运用协整分析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发现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二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科技进步有利于加快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产业结构、投资方式和组织形式转变(郭珍和曾福生，2011)；刘红峰和乌东峰(2012)认为科技创新是支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农业发展的关键，并构建了链条螺旋性协同运行的“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系统；马红坤等(2020)分析了小农生产条件下日本智慧农业发展的内在机理，指出强化科技人才支撑等举措是中国发展智慧农业的关键。二是资源禀赋视角。薛任君等(2009)揭示了传统农业模式的弊端，提出农业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同步发展等构想；潘盛洲(2010)提出农业发展要由资源高消耗向资源节约和有效利用转变；郭素芳和刘琳琳(2017)指出，有效配置农业生产要素与资源、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的决定性因素；牛志伟等(2019)针对农业生态补偿的两类标准，即“对农业生态系统的补偿”及“对农业生态价值的补偿”的研究相互割裂的现状，构建了一个“生态系统与生态价值一致性补偿标准模型”，并验证了该模型对于政府部门提供决策依据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三是文化禀赋与创意视角。厉无畏和王慧敏(2009)提出运用创意产业思维方式改造传统农业发展模式，以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相结合的思路推进创意农业发展，挖掘并释放农村文化生产力；章继刚(2009)主张将文化创意与农产品相结合，以科技创新为手段，发展创意农业；李玉榕(2016)基于钻石模型对影响北京创意农业竞争力的若干指标进行研究，发现科技创新及其技术成果应用数量对创意农业竞争力的贡献率最大。四是结构组织和制度安排视角。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农村专业合作社亟待完善(杨承训，2010)，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姜长云，2010)，农村经济体制不完善是制约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次原因(韩俊，2010)。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得农户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构成单元，且迸发出比其他形式更高的制度效率，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与深入，该制度效率日益递减并严重制约新时期现代农业发展。为突破困境，有研究提出从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等方面，助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模式创新(闵继胜和孔祥智，2016)，并积极构建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从而实现农村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李如潇，2019)。可以看出，有关创新驱动的组织研究及制度研究明显不足。 综上可见，国内研究兴起于近年，晚于国际，且未形成系统理论。国内主要研究了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条件、制约因素及转变路径等；注重技术进步与创新的功能研究，缺乏对其源泉、性质、转化及提升过程的研究，即缺乏技术能力研究；注重物质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等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直接决定因素研究，缺少对组织与制度等非直接因素的深层次研究，即缺乏组织能力及支撑制度能力研究。而技术能力、组织能力及支撑制度能力是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的主要方面。为此，本文主要研究这三方面能力的发展状况及其耦合关系。本文创新点有三：一是从技术能力、组织能力、支撑制度能力的角度构建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2000-2017年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进行评价；二是运用2000-2017年全国农业经济数据，分析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对农林牧渔总产值的影响；三是提出以创新促进三大能力成长的策略选择。 一、模型构建 1.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主要关注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技术能力、组织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根据指标体系构建基本原则，借鉴钱丽和肖仁桥(2012)、黄惠英等(2018)、罗小锋和袁青(2017)等学者构建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指标体系。本文构建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2.数据来源及测度方法 (1)数据来源。国家层面原始数据来源于2001-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8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1-2018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1年、2003-2004年、2006-2008年、2010-2013年、2015-2018年《中国基本单位统计年鉴》，2001-2017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03-2018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商务部对外贸易司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官方网站。对于个别指标在某些年份的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 (2)测度方法。在测度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三项能力发展情况及其相互间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之前需先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在比较多种方法后，本文选用熵值法来确定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的各指标权重，该方法主要通过求得各指标的信息熵来确定权重。本文利用我国2000-2017年指标的变化来确定其权重，其结果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和科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