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5-0173-10 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夺取大中城市以前，有二十多年主要在农村开展革命工作和战争，党员干部也大多来自农民，在城市的力量基础相对比较薄弱。所以，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无论是像天津这样武力解放的城市，还是像北平这样和平解放的城市，都是在城外组织接管机关和干部队伍，然后进城接管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并通过组织工会将产业工人、行业工人、职员和教育工作者等所有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人民组织起来，构成新政权的力量基础。对于工会等群众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巩固政权所发挥的作用，中外学术界早已有比较充分的论述。①也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工会组织和工人状况有比较浓厚的研究兴趣。梁丽辉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天津工人，强调天津工人的阶级意识是接管后通过党和政府的外部塑造和内在自觉形成的。②工会是党和政府塑造工人的主要辅助机构，符鹏即强调了中共接管工厂的历史实践中，尤其是民主管理建制对树立工人主人翁地位认识的作用③，而工会正是工厂民主化管理运动的直接发动者和组织者。不过，以往的研究多关注产业工人，对各行各业的手工业工人和其他零散工人关注不多。对于接管前后的北平(北京)这样的城市来说，手工业工人的队伍比产业工人规模更大。手工业工人多具有分散性、流动性、复杂性，将他们组织起来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些行业的状况，对理解中共城市接管和基层社会经济体制变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手工业工人中人数最多的建筑工人为例，考察建筑工会组织建筑工人的过程，以及接管后建筑工人与建筑业体制的转变。 一、旧行会的衰落 明清时期，北京作为都城，建筑工程较多，有很多人常年从事建筑业为生。建筑工人包括工匠和苦力，称为大工和小工，后来也称为技工和壮工。在工匠中，又因工种不同而分为木、瓦、扎、石、土、油漆、彩画、糊等八作。到了近代，随着建筑形式、材料和技术的变化，工种进一步增多。由于工种的多样性，以及建筑工程的季节性和流动性，建筑工人队伍具有分散性、流动性。然而他们又通过同乡关系、师徒关系等相互联系起来，并建立起有强有力的行会组织。 在建筑工匠中，以木匠和瓦匠人数为最多，行会组织也最为发达。在清代，木匠和瓦匠行会至少于康熙年间就已经形成。康熙五十八年(1719)有建筑工匠在东岳庙西跨院修建鲁班祖师殿，并组织了名为“鲁班圣会”的香会组织④，这是行会形成的标志。全汉升很早即说过，这种祖师崇拜只能算是加大行会团结的手段，绝不是产生行会的母体。⑤到了嘉庆十四年(1809)，木匠行又在崇文门外精忠庙南院修建鲁班殿，并组织“鲁班圣会”，瓦匠行也组织了“鲁祖圣会”。⑥此后，不仅木匠行和瓦匠行，油漆匠行的全市性行会活动也多在精忠庙内举行。 瓦木匠行会除了召开行会祭祀祖师爷鲁班外，还具有重要的行业管理职能。行会不仅制订行规，对学徒期限、出师办法等进行规定，而且在开行会时通过卖牌子，即“会印”来确定瓦木匠在北京做工的资格，并通过发行“行单”确定工匠的日工资标准。一般情况下，约七成左右的瓦木匠会买牌子，因此工匠对行会有依赖性，感觉自己是“靠行吃饭”。⑦行会所确定的日工资标准，无论木厂、工匠还是业主皆要遵守，不得随意变动。在清代，皇家或官府的修建工程也主要通过私营木厂来组织施工，习惯上将这些工程任务统称为“官工”。从清代中期开始，工匠们在做官工活时，常通过举行齐行、挂队，即集体罢工来要求提高日工资标准。但在清代，“齐行光齐一个工地的行，工程完了仍旧挣一般的工资”，即仍按行会确定的日工资标准执行。⑧瓦木匠行会不仅决定了瓦木匠的日工资标准，其他工种的日工资标准也是参照瓦木匠日工资标准确定的，所以瓦木匠行会在决定建筑工人的日工资标准上具有重要作用。 行会并不能彻底阻止行业内部的分化。最初设立木厂者多系工匠出身，都属于手艺人，也都是鲁班弟子，所以与一般工匠及徒弟皆参加行会。但随着建筑业的发展，木厂主与一般工匠的分化日益加剧，一些大木厂主不仅发了财，成为大财主，有的还捐有官衔，与一般工匠在身份、地位上有了很大差别。而且，自嘉庆年间清廷改变工役的工钱支付方式之后，工人工资随物价和钱价涨跌而变动，木厂主从而获得操控工价的权力，而工匠们为维持工钱不致因物价上涨或钱盘低落而降低，则通过召开行会不断提高工资标准，木厂主与工匠在行会内的对立也就日益加剧。一些大木厂主不再参加行会，只有小木厂主继续参加。 早在嘉庆十八年(1813)，一些木厂主就在原崇文区金鱼池附近另建公输祠，也称鲁班馆，并设立了香会组织——鲁班会。不过瓦木匠行会的分化相当缓慢，鲁班会的影响也一直比较小。由于木厂在承做官工活时，工匠们常以罢工相要挟，要求提高工价，光绪十四年(1888)由鸿顺木厂的厂主王某出面，邀约150余家木厂的厂主在前门外孝顺胡同燕喜堂饭庄集会，商议共同应对办法，结果因工匠们的冲击而失败。⑨鲁班会不能发挥作用，从此衰落了，连鲁班馆的祭祀活动也停废了。 近代同业公会和工会的出现，为行会分化提供了新的名分和组织形式。在北京，义和团运动以后开始流行兴建西洋式建筑，而承揽西洋式建筑工程的营造厂多是从上海、宁波等地来的工头设立的，他们不参加原来的行会，而响应政府鼓励设立商会和同业公会的举措，另行组织同业公会。⑩到1926年，隋少博等人又发起成立北京建筑业同业公会，北京本地帮木厂主也加入同业公会，时任鲁班会会首的兴隆木厂厂主马辉堂还允许建筑业同业公会迁到鲁班馆办公。(11)这说明建筑业同业公会正式取代鲁班会，成为木厂、营造厂商的商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