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1)10-0066-13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舞台，是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这些《新青年》启蒙知识人的天下，然而，也有与他们唱对台戏的人物。在前期，主要是晚清最早的启蒙者“旧派中的新派”，而在后期，则是另一种类型的新古典主义者，以学衡派知识人最为典型。学衡派是有着古典情怀的新派人物，可以称之为“新派中的旧派”。他们与清末民初的“旧派中的新派”是不同的。所谓“旧派中的新派”，指的是晚清末代士大夫中的新潮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杜亚泉等，这些在晚清领时代风骚的启蒙先行者，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最初一代新潮派已经“老”了。他们被一般年轻人视为旧派人物，或者说是“半新半旧”人物，就像罗家伦批评杜亚泉那样：“你说他旧么，他却象新，你说他新么，他却实在不配”①。而学衡派与这些“旧派中的新派”不同，他们在美国名校受到系统的、良好的学术训练，知识系统是新的、西方的，然而他们的关怀却以守护中国文化本位为己职，与同样是留美归来的胡适这些启蒙知识人为敌。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衡派与启蒙派的论战，是新派知识人的内部较量。为什么同样是留美学生，他们的文化立场截然相反？这与他们的家庭出身、活动场域与“文化惯习”有何关系？学衡派与启蒙派各自接续了晚清以后什么样的知识传统的精神脉络？为什么学衡派在文化主导权的争夺战中不是启蒙派的对手？作为受过新学洗礼的古典主义者，他们的观念与行为之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矛盾和紧张？本文将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 留美学生的分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围绕着文化话语权的争论，主要是三派知识人的角逐：“老新党”(旧派中的新派)、“新青年”和学衡派(新派中的旧派)。从年龄和出身来分析，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首先，三派知识人是前后相继的三个年龄断层之人。“老新党”之中，梁启超和杜亚泉都是1873年生人；“新青年”之中，陈独秀1879年生人，李大钊1889年，鲁迅1881年，周作人1885年，胡适1891年；学衡派之中，陈寅恪1890年，梅光迪1890年，吴宓1894年，汤用彤1893年，胡先骕1894年，张鑫海1898年。整体而言，“老新党”是1870年代之人，“新青年”是1880年代之人，而学衡派，则是1890年代之人。虽然也只是十年左右的差别，但在清末民初的大变局之中，三代人所受到的教育是不同的。“老新党”们是最后一代传统士大夫，接受的是以科举为中心的私塾和书院教育，之后自习西学，虽然吸取了不少新学“词汇”，但“语法结构”依然是传统的。“新青年”们是在科举已经废除的清末接受的教育，最初是在亦中亦西的学堂，后来是去日本留学(留学美国归来的胡适是个案)，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人，“语法结构”已经是新的，但残留不少旧学的传统“词汇”。而学衡派，除了柳诒徵等特殊的个案之外，大都有机会留学美国，他们的知识结构完全是现代的，但文化关怀却是古典的。 从家庭与学校出身分析，“新青年”四位主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和鲁迅，皆出身大户人家，但早年都有不幸，不是父亲早逝，就是家道破落。陈独秀出身于世家大族，但后来破产，被陈独秀称为“白胡爹爹”的祖父望孙成龙，方式粗暴，经常毒打他，他后来多次自称是“没有父亲的孩子”②。鲁迅少年时家道中落，深感世态炎凉，胡适和李大钊的童年都是孤儿寡母，胡适的父亲在他三岁时去世，李大钊甚至是遗腹子，家庭的残缺不全与童年的不幸，刺激出四位“新青年”领袖的叛逆性格。除了胡适留美之外，其余几位皆留学日本。相比之下，学衡派几位核心人物多为贵胄之家出身，成长之路多受祖荫庇护。胡先骕祖父为清末重臣，钦点探花，后来出任贵州学政。其父出身举人，官至内阁中书。他本人在民国建立之年即留学美国，先后就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梅光迪出身于宣城望族，入学安徽高等学堂、复旦公学，考取庚款留美。汤用彤的父亲是晚清进士，先是在北京顺天府学堂读书，后顺利进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吴宓也是官宦家庭出身，虽然母亲早逝，成为叔父的继嗣，但也衣食无忧，少年在陕西弘道书院求学，后进入圣约翰大学，随后考入清华，成为汤用彤的同学。 在民国初年，就有“一流留美、二流留日”的说法，显然，学衡派比启蒙派的留学经历要光亮得多。学衡派的几位核心人物，除了年长的柳诒徵之外，都是美国名校毕业，特别是吴宓、汤用彤、张鑫海，都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同学。清华的学生，多富家和官宦子弟，大多注重学业，仅在谋取个人前途之发展。但吴宓等人，显然有更大的志向，他们对政治无甚兴趣，但对中国文化的前景十分关心。在清华期间，就组织了天人学会，研讨中西文化。他们对当时的新学与旧学人士，都不甚满意，吴宓在日记中说：“晚近学者，于中国古昔圣贤言论，以及种种事理，多好下新解说，而旧学深邃之士，则诋斥之不遗余力。新旧对峙，无从判决。窃谓时至今日，学说理解，非适合世界现势，不足促国民之进步；尽弃旧物，又失其国性之凭依。唯一两全调和之法，即于旧学说另下新理解，以期有裨实是。”③这段话，奠定了后来学衡派的文化基调，一方面要“适合世界现势”，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失其国性之凭依”，唯一的两全途径，乃是调和中西文化，对传统的中国文化，予以新的理解与诠释。时年吴宓方才19岁，虽然方向明确，但是尚不知如何着手，他相信：“此等视野，非能洞悉世界趋势，与中国学术思潮之本源者，不可妄为。他日有是人者，吾将拭目俟之，橐笔随之”④。这个他愿意追随其后的“人者”，后来他到了哈佛，果然出现了，这便是学衡派的精神领袖陈寅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