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望20世纪80年代 程凯 您是“文革”后北京大学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并作为“年轻的一代”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这一领域恰好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中发挥了引领性作用。可以说，在80年代的特殊氛围下，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形成一种难得的气象：朝气蓬勃、团结进取。在您看来，此种气象是基于哪些条件而养成的? 赵园 一个时期以来，20世纪80年代是个常谈不衰的话题。我记忆中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略有点“学术共同体”的样子。同行间有共同从事一项事业的感觉，甚至相互应援(如响应“重写文学史”的倡导)。这固然基于当时的“时代氛围”，也与学科的位置、处境有关。中国现代文学重新“发现”“五四”，与新文化运动遥相呼应，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经验。后来重心位移，或者说多中心、无中心，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文学都曾成为研究“热点”，但80年代研究者的那种激情难以重现。 还记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事实上由樊骏推动——组织的两次“创新座谈会”，是当时“新生代”的大聚会。既讨论问题，也联络感情，气氛热烈。不但京沪间，而且京沪与“地方”之间，都没有排他的圈子，跨地域的交流频繁而顺畅。当时的出版界则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不止一套大型丛书将一批年轻作者推出来。90年代初访日，我还在一位研究领域与中国现代文学无关的日本学者那里，看到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编辑与作者，作家与评论家，在那个时代关系融洽而又干净。我总能回想起出版《艰难的选择》前后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高国平(已故)、张辽民之间的互动，那真是一种美好的境界。 “文革”前人员为“单位所有”。你所在单位甚至某位领导就有可能掌控你的命运。“文革”后的一大变化，是这种情况难以为继(偏远地区、个别单位除外)。学术评价体系不再掌握在某个机构、某些人手中。你不需要仰赖单位的支持。如果你做不出成绩，也就不能再归咎于环境。我不愿将80年代理想化。人文知识分子的怀旧，往往出于对当下的不满。一代人有一代人面对的问题。80年代的经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复制。 程凯 您作为“文革”前的大学生，中经十年蹉跎，较晚才得以开始安心读书、研究，这样一种特殊的时代境遇对您有着何种影响与作用? 赵园 这一代学人也如小说家，起点普遍较低，即如学历不完整。我虽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但事实上，较为正常的求学经历，只是小学、高中两段。初中在“大跃进”中，进入北大不足两年，“文革”就爆发了。“文革”十年，没有系统地自学，甚至阅读经历也无可夸耀。70年代末，几乎是两手空空地进入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八九十年代之交踏进“明清之际”时，仍然两手空空。两个阶段我都曾“恶补”相关知识，但有些缺失是无从补救的。残缺的学历与较为复杂的人生阅历，后者充当了对于前者有限的弥补。说“有限”，是因为有些缺陷不能由“经验”“阅历”弥补。这些“先天”的条件决定了你的所谓“学术成就”。 我们这一代被认为的“成功”，凭借了机遇：文化环境整体的活跃，对“新人”大力度的支持；荒芜已久，使“新人”容易得到承认；同行间较少竞争的压力；体制经历了破坏来不及重建，留出了大块空间任你挥洒。不需要立项、争取经费，也就较少利益的诱惑。本来人文学科的研究(从事田野者除外)，并不以经费支持为条件。我在文学研究所前后三十余年，没有得到多少学术经费。写《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的续编时，第一次申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B级课题，未获通过，但这对那本书的质量有什么影响? 程凯 80年代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健康”而有活力，也令其影响超出文学研究而波及人文社科领域。这样一种健康的形态是因应了哪些形势，又由哪些条件促成? 赵园 “文革”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确曾经较为活跃，学术作品的影响往往溢出专业之外。这仍然系于机缘(由“思想解放”到“个性解放”)，也与这个学科前辈学者的姿态有关。樊骏去世后，纪念文集题作“告别一个学术时代”，很恰切。据说有人不以为然于这本纪念文集在文学研究所“所庆”时推出。樊骏的同代人的确有学术贡献超过了樊骏者，但以一个人影响于一个学科，我不知道文学研究所还有第二个人。这种情况也如80年代的学术氛围一样不可复制。80年代的《文学评论》，也证明了“一个人影响于一个学科”。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再现。有这样的前辈学者——由李何林、王瑶、唐弢，到樊骏、王信——是这个学科的幸运。 90年代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影响力减弱，不再能“辐射”其他学科。与其他前沿学科的距离也在拉大，在跨学科交流中的位置越来越边缘。一方面，这是学科本身出了问题，另一方面，也因学术大环境的改变。我们的人才培养机制，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自说自话，内部循环。这种学术生产的意义何在，是不是值得讨论?当年的辐射也因问题意识，回应所谓的“时代课题”、广泛的关切。现在是否还有这种可能? 二、学术生态与研究方式转型 程凯 您初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时承担过哪些工作? 赵园 由于樊骏对学科史的重视，那些年里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的一项工作，是为本学科写年度“述评”。我也曾承担过这项工作，写的是1985年学科述评，记得题目很夸张，即《1985：徘徊、开拓、突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2期)，有属于那个年代的激越情怀。不知这项工作是否还在继续。述评有可能为学科史留下史料，当然条件是述评的质量有一点权威性。现在研究室的同事经由对老同事的访谈梳理学科史，正是接续樊骏曾经亲力亲为的工作。或许研究室较之高校，更适于承担这样的任务。这种梳理，也为研究室同事的学术工作提供了一种视野，便于定位，更便于寻找开拓的方向。较之学科史，学术史是更大的视野。即使不能获得这样的视野，至少也应当保持这一方面的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