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精神的强调早已成为现当代诗歌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它在某些时期因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而变得模糊，但整体上并未“中断”。新时期以来，开放的社会语境造就了诗人们积极的精神姿态，他们在诗歌写作中表现出了自觉的启蒙精神与担当意识，如1980年代诗人对于人之价值的重塑，以及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改造思想与责任意识等。在这样的背景下，骆一禾的诗歌创作呈现出了重要的诗学价值，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写作契合了其时充满激情与理想的写作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其诗歌所昭示的文学精神与历史理性。 从具体的写作来看，骆一禾的诗并非对文学精神进行直观解读与宣扬，而是蕴含在他由“诗歌心象”转换而成的“黄昏”意象之中。不论是在中国古典还是西方文学中，“黄昏”都是作者传达情感和思想的重要意象。在骆一禾看来，“诗歌心象守卫着、环绕着和蕴含着那最使我们触动的心灵部分，只有当艺术思维活动和它们发生切磋和砥砺的时候，一个诗人才有可能是无与伦比的。我们之间的不同，也是由于诗歌心象的不同而成，我们几乎都各自据有某种独特的诗歌心象，从而将占有的相同语汇转变为不同的语流和语境，使一份词汇表、一种语言学符号成为有构造的诗歌语言。而这个造型过程是各具质地的。”①在中国古典和西方文学中，“黄昏”大多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意象呈现的，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和波德莱尔的《黄昏》等。在《天净沙·秋思》中，作者借助黄昏背景下的种种意象，传达秋天黄昏下的悲凉和“断肠人在天涯”的悲怆，这是中国古典审美中常见的借助意象来抒情的表达方式。在波德莱尔的《黄昏》中，作者则侧重借助黄昏这一意象，通过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传达出在时代洪流下，巴黎不可避免地走向堕落和颓废的命运，作者通过“黄昏”意象传递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进而表达对现实的审美关切，“其中的精髓在于强调出时代背景下即当时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中人的价值和尊严被无情地践踏，人们的困境无时无刻不侵扰着人类的灵魂，诗中表现的是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相容”②。这表现出西方诗歌的借助意象表达现实的典型特征。在骆一禾的诗歌中，作者则在融贯中西的基础上，同时力避走出这种窠臼，着重通过黄昏中的“色彩”来传情达意。他围绕着“黄昏”意象的建构，探究意象背后生成的生命诗学；形成了以“红色”为主导，多元色彩并置的“色彩群”；同时，透视“黄昏”色彩的展现，作者集中表现出了鲜明的文学精神与深刻的历史理性。 一 “黄昏”：特殊的思维 在骆一禾的诗学理念中，“黄昏”占有着重要的位置。比如在那篇比较著名的诗论《春天》中，尽管骆一禾的描摹对象为饱含着生命与激情的春天，但他依然感受到了孤独的“黄昏”——“我坐到黄昏，也感到了黄昏。罗莎·卢森堡坐牢的时候，总是苦不过黄昏去，要向正对着窗子的天空，去寻找一片粉红的云。”③在他的观念中，“对黄昏易逝的感受包含着人对时间的觉察，是生之春天的感受，活力的衰退概与时间敏感的丧失共在。将茬口朝向春天，以苦涩的香气触动黄昏……能这样感受，处身心于鲜活的恐惧之中，较之玄思者苍雄的推理，更为深沉。”④这即表明，黄昏不仅能与“春天”进行对话，而且还在与“时间”的相互同构中获得充足的思考力，这种思考比之“玄思者”更为“深沉”。可以看出，“黄昏”不再仅仅作为时间层面的“暮晚”时分，而且构成了骆一禾所持有的特殊的思维方式。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骆一禾在观看20世纪的人类文明时，为何更多地着眼于对“文明解体”现象的思考。当然，骆一禾并没有执着于“解体”的悲伤情怀，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解体”所带来的勃勃生机上。正如他所看到的：“我们需要以这种超出于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那种种区分的、完整的人性去获得这样一个确认：世代的建筑物在有血有肉的个体身上的，除去个体之外，没有任何一种东西真正死去过：红蜂在死前预先把卵子产生螟蛉之上；一个文明在解体前，往往有一个外部战群来占领它造成一个亚种。”⑤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某种文明处在“黄昏”阶段时，虽然面临着“解体”，但这种“解体”并非是消亡，而是存在着“再生”的可能性，也即文明的“生机”。而这种生机也是“黄昏”的生机，自然就意味着骆一禾思想中的“黄昏”并非消亡，而是包含着某种“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得骆一禾的写作充满了诸多的可能。 当然，骆一禾的“黄昏”思维并非凭空产生，他的这种思维与1980年代中期以后诗歌发展的整体趋向关系密切。从时间上看，1980年代中后期大致处在整个20世纪的“黄昏”阶段，诗人们面对这一特殊的时段大都表现出了深刻的焦虑感。这种焦虑在表面上看是由“世纪末”所导致的时间焦虑，然而就深层次来说，它指向的是一种诗歌写作的内在焦虑。众所周知，朦胧诗打破了当代以来诗歌写作的固有思维，但到了后期(也即“黄昏期”)，朦胧诗在写作中所呈现的焦虑感愈加凸显。于是，以海子、骆一禾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重新开始了写作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