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自称其作品为“问题小说”，其实他本人也是“问题人物”，因为自从作为作家的赵树理诞生以来，对他的评价与定位就反反复复，颇让学界头疼。例如，洪子诚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专列“赵树理‘评价史’”一小节内容，但他只是简要梳理一番“评价史”中的各路观点，却并未对赵树理其人其作进行定评。很显然，他也在“文学界对于赵树理的评价有些犹豫不定”①的行列之中。《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面世十年后，他虽撰写了《文学史中的柳青和赵树理(1949-1970)》(《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也提供了如何评价赵树理的更多史料，但“犹豫不定”似未得到彻底解决。 那么，又该如何走出“犹豫不定”的泥沼呢?我以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返历史现场，知人论世，在人与文、人品与文品、人格与文格之间对赵树理进行全面考察，不能“见物不见人”。倘若取此视角，我们就会发现，在赵树理走上文坛之后二十余年的所作所为中，同时也在七十多年的“赵树理评价史”中，应该存在一个从“赵树理方向”到“赵树理精神”的位移过程。把这条位移的曲线搞清楚，或许有助于对赵树理的进一步评价和定位。 但囿于篇幅，我在此文中只能对“赵树理方向”的来龙去脉、反反复复和是是非非做一番梳理和分析。 众所周知，“赵树理方向”原本是一个具有“号召”功能的官方说法，也是主流意识形态为赵树理量身定做的一个标签。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1943年)一炮打响后，紧接着又有两篇重量级的小说《李有才板话》(1943年)和《李家庄的变迁》(1945年)先后面世，于是惊动了当时数位具有官方身份(或色彩)的大牌作家和评论家，他们在1946年纷纷撰文，对赵树理的创作实绩予以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比如，郭沫若读《李有才板话》，说“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②然后，“我又一口气把《李家庄的变迁》读完了”。③茅盾当年也撰文两篇，认为《李家庄的变迁》“用一句话来品评，就是已经做到了大众化。没有浮泛的堆砌，没有纤巧的雕琢，质朴而醇厚是这部书技巧方面值得称道的成功。这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解放区以外的作者们足资借鉴”。④当然，文章写得最长、评价也最全面的是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他一方面指出赵树理是“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另一方面，又把赵树理纳入毛泽东延安《讲话》的阐释框架中，认为他的成功“正是实践了毛泽东同志文艺方向的结果”，其作品是“文艺座谈会”以后“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⑤所有这些，既是对赵树理创作的最初评价，同时也为提出“赵树理方向”做出了强有力的铺垫。 于是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为期十六天(7月25日-8月10日)的文艺座谈会，集思广益之后提出“赵树理方向”，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当时的《人民日报》(晋冀鲁豫)随后报道这次会议时指出：“大会首先讨论赵树理创作。在讨论过程中，大家实事求是地研究作品，并参考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对赵树理创作的评论及赵树理创作过程、创作方法的自述，反复热烈讨论，最后获得一致意见，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实应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⑥当然，更重要的是《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同时刊发的陈荒煤的那篇宏文——《向赵树理方向迈进》。此文进一步明确：“大家都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作为边区文艺界开展创作运动的一个号召!”然后强调了向赵树理学习的三点内容：“第一，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政治性是很强的。”“第二，赵树理同志的创作是选择了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创造了生动活泼的、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民族新形式。”“第三，赵树理同志从事文学创作，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具有高度的革命功利主义，和长期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精神。”⑦实际上，这三点也是对“赵树理方向”的最初理解和官方解读。迟至1983年，陈荒煤虽对这一号召有所反省，并认为“如果用‘赵树理的创作方向’可能更准确一些”，但他主要还是强调了这一号召的合理性、正确性和感召力：“老赵实际是一个具体实践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标兵，提‘赵树理方向’比较鲜明、具体、容易理解，所以最后还是以这个篇名发表了文章。”“‘向赵树理方向迈进’这个号召，对当时晋冀鲁豫的文艺创作的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⑧ 必须指出，赵树理之所以在1947年能被树为标兵，“赵树理方向”之所以能被提炼出来并成为号召，除赵树理提供了故事、人物、语言均焕然一新的小说文本并确实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它们与毛泽东《讲话》精神的高度契合。陈文特别指出：赵树理自己总结的“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这两句话是毛主席文艺方针最本质的认识……赵树理同志的创作就是最朴素，最具体的实践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因此他获得如此光辉的成就”!⑨回到当年的历史语境之中，这样的“对位解读”应该说相当准确，并无夸大不实之词，因为当赵树理初读(1943年冬天)《讲话》之后，曾如此表达过自己的激动心情：“我那时虽然还没见过毛主席，可是我觉得毛主席是那么了解我，说出了我心里想要说的话。十几年来，我和爱好文艺的熟人们争论的，但是始终没有得到人们同意的问题，在《讲话》中成了提倡的、合法的东西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⑩“以为自己是先得毛主席之心的，以为毛主席讲话批准了自己的写作之路。”(11)这就意味着“赵树理方向”与《讲话》精神的契合不仅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之后主动追求出来的一种结果。同时也需要指出，从一开始起，“赵树理方向”就是一个政治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的公共事件，它虽然也必须假道于文学阐释，却只是置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阐释框架中才具有合理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