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暨逝世85周年，对鲁迅的纪念与研究又迎来了新一波热潮。多年来，正如鲁迅一直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一样，鲁迅研究也一直是当代思潮与学术发展的风向标之一。每一代人的纪念文章与研究论文中都烙有时代的印痕，可以说，一部鲁迅研究的学术史也就是近百年思想文化的一个侧影。在这个意义上说，对待以往的任何一部鲁迅研究成果，都需将之置于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语境中，考察其与时代思潮之间的关系，并将之视为历史的一部分。同时，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如何在新的纪念和研究中自觉地体现时代、体现自身，也是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因此，研习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研究者的成果，思考他们纪念与研究的角度、方式及其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或许不仅有利于理解历史，同时也能对当下的研究有所启发。本文所要讨论的刘雪苇及其《论〈野草〉》，就正是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的典型个案。 “同时代人”与“纪念文体” 刘雪苇的长文《论〈野草〉》是为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而作，完成于1946年10月，收录于他的鲁迅研究论文集《鲁迅散论》。 《鲁迅散论》于1948年在大连初版，内含五篇论文及一份《鲁迅先生年谱》；1951年再版时增加了一篇论文和一篇“代序”；1952年改版时又有增删(删除一篇、增加两篇)，至1955年“胡风的风波”前主动停版。直至1984年，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再出新版，内容与形式都保持了1952年版的“本来面目”，共计七篇论文、一篇“代序”和一份年谱。但是，毕竟间隔了风风雨雨的30余年，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对于现在的年轻读者，也确类似新出，因未曾见过。”①也可以说，这一组原生于1940年代的鲁迅研究论文，是在1980年代新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在鲁迅研究的历史上，刘雪苇的名字并不引人注目。《鲁迅散论》全书共8万多字，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小册子，确实算不上特别厚重的研究成果。但是，今天重读这本小书，我们仍能被其精彩的语言和丰沛的情感所打动，尤其是将之置于1940年代的语境中，就更能体会到它是如何代表了那个时代鲁迅研究的某种倾向和特征。对于这种倾向和特征，本文姑且称之为“同时代人”的“纪念文体”。 刘雪苇(1912-1998)，原名刘茂隆，贵州朗岱人。1930年代在上海加入左联后，一直在中共党组织中工作，同时从事文艺活动，比如，1936年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曾发表多篇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1937年，刘雪苇到延安后仍主要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参编《解放》周刊、《新中华报·边区文艺副刊》等报刊，参加选编《斯大林选集》《鲁迅论文选集》《鲁迅小说选集》等书，同时撰写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文章与论著，如《论文学的思想与生活》《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雪苇一直承担文艺出版方面的管理工作，1955年受到胡风案牵连，1980年平反后出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至1982年退休。 刘雪苇在文艺界的身份始终介于专业研究者与行政管理者之间，1951年之后更无暇多顾专业研究。正如他在《鲁迅散论》的《新版后记》中所说：“对于我的研究，从来自愧做得很少。那时，主要原因是做‘万金油’去了。现在不幸年已‘古稀’，‘补课’势不可及。只愿于喘息之余还能再添上半砖片瓦，就于心已足。”②《鲁迅散论》基本上应被定位于1940年代，其观点、角度、表达方式都是与刘雪苇的处境、身份和立场的特殊性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这本小册子成型于1950年代并再现于1980年代，但追溯其写作时间，特别是从其文中所体现的时代特征与写作姿态来看，都带有典型的1940年代的特征。 就文化身份而言，刘雪苇与鲁迅是“同时代人”。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在年龄和代际上是“同代人”。事实上，刘雪苇比鲁迅小31岁，且作为“后五四”的一代，他必然(也只能)是将鲁迅视为前辈和导师。但是，与他的很多同龄人一样，他们在“革命文学”初起时进入社会或走上文坛，深受鲁迅等人的直接影响，在1930年代逐渐成为思想界与文学界的中坚。这些青年作家和知识分子视鲁迅为精神导师和领路人，以鲁迅的方向为方向，真心而全心地认同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也成为了鲁迅思想的第一代传人。他们这一代对于鲁迅的情感的特殊性在于：与鲁迅的同龄人相比，他们表现出更多的敬仰与追慕；但与更年轻的后辈相比，他们又因与鲁迅本人处境相近或接触较多，表现出更多的亲近感。这一代人活跃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尤其是在革命和战争的环境中，构成了时代精神与行动的主体，也成为从“五四”精神到革命实践之间的重要贯通。尤其是，这代人生长于革命的“大时代”，他们在思想和经验上也与后期的鲁迅同频共振，必然与之产生高度的共识和强烈的共鸣。这些与鲁迅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年轻的思想者，与鲁迅面临着同样的现实问题，他们认同鲁迅的思想，追随鲁迅的实践，亲近鲁迅的情感，他们对于鲁迅的研究也因之带有一种特殊的切身性与感情色彩。 刘雪苇是这群“同时代人”中的典型代表，而且，他始终自觉地将这种姿态表现在自己的写作中，最突出的就是他写作中的“纪念”姿态。在《鲁迅散论》1984年版中，包括“代序”和后记在内共有11篇文章，其中8篇的写作时间与鲁迅的诞辰或逝世纪念日相关。这里打乱书中的顺序，按时间先后排列如下： 《导师的丧失》写于1936年10月24日，即鲁迅逝世后第五天。 《鲁迅先生思想概观》写于1940年“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日”当天。
